加藤嘉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只有3件事：吵、闹、搞。”。他对于中国未来抱有悲观的预测：“我对中国的未来有3个判断：没有信仰的公民，没有共识的社会，没有蓝图的改革。”
在不少中国人看来，安倍晋三推动修宪是针对中国。每一次我给日本朋友介绍中国舆论关于“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讨论，不管是修宪派还是护宪派，都感到惊讶与不可思议。
这要从日本普通民众与国家的关系层面上来理解。记得在日本上小学、中学期间，有些师生望着国旗“国歌齐唱”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尴尬，甚至难受。在不少日本国民看来，国旗和国歌是当年军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象征，不仅给他国人民造成了伤害，还迫使日本陷入崩溃。由于这段历史，媒体、学者、百姓心里始终存有疑问：国家政府凭什么不会犯错误呢？“国”字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我认为，日本修宪派实现他们自身政治目标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中国、韩国的外交压力，恰是来自日本国内对“国家主义”的厌烦和警惕。
现在，二战结束已近70年，战后的日本拿着“和平宪法”，在美国“核保护伞”之下走了一条“重经济、轻安保”的吉田茂路线(YoshidaDoctrine)。日本社会迄今依然走在这条路上，却显出疲态。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失落的二十年”和中国崛起的大时代背景令日本人感到担忧：“我们这样下去，经济方面影响力下降，政治方面无法行使话语权，会不会被孤立，被边缘化，最终变成全球化时代的孤儿呢？”
在此背景下，二度执政的安倍晋三主张“Japanisback”（日本归来），通过修宪谋求日本成为独立自主的，既有真正主权，又有强大自尊的国家。这一思路迎合了遭遇着政局不稳定、经济不景气、社会无力感之多重压力的日本国民的心理。这在一些中国人眼里是日本“右倾化”的表现，但在我眼里，即使修宪派真的越过了修改宪法的道道门槛，日本对于“和平主义”的持续性追求仍根深蒂固。
我们都是平常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心、爱国心和自尊心，观察他国事务时常常发生以偏概全。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彼此的理解也难以避免这种情况。我想，关于日本“右翼”或“右倾化”的讨论也算一个例子吧。
编者注：加藤嘉一，1984年4月28日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2012年6月，针对加藤嘉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模糊言论，甘肃农业大学取消了对他的学术交流邀请；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亦发表公开声明，称“加藤嘉一对历史不该‘不明白’”。7月，加藤嘉一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
2012年10月31日，日本杂志《周刊文春》（日语：‘週刊文春’）刊登一篇题为《揭露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加藤嘉一）伪造履历》的文章。记者对加藤当年就读的高中进行采访，加藤当时的高中班主任老师表示，加藤毕业那年，本校只有两名理科生考上了东京大学。加藤是文科特进班学生，并未考上东大。
此前，加藤嘉一曾在腾讯网节目中提到“考上东大你已经成为赢家了，但是我主动放弃”；在凤凰网对他的采访中写有“2003年，加藤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取了东京大学”。然而东京大学并没有特长生入学制度。加藤嘉一在日本媒体上从未提起此事。
《周刊文春》发文揭露后，加藤嘉一在其个人官方网站上发表了道歉声明。由于这份道歉声明用词含糊，一些人批评他“缺乏诚意”，同时他也没有用中文发表相关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