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官方对领导人出行安全都极为重视，被视为公共利益。但真正能够区别出不同制度和安排差异的，在于领导人的维安部置对人民的正常生活干扰到什么程度。在台湾，普遍的共识是，领导人特权不应该延伸、滥用到政府职务以外。
2012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景美人权园区出席人权日纪念活动。正发表讲话时，先是一只女用包包冲着他丢过来，却因为太重而半途落地。现场的人还没反应过来，一只鞋子冲着马英九飞来，但被已经有了准备的维安人员拨掉。
面对两波“攻击”，马英九依然镇定地把话讲完。而丢鞋的人，当下被驱逐出场，没有进一步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天以后，维安人员明显加大了马英九出席场合的安检力度，但任何人都心知肚明，除非维安单位可以强行要求参加者交出提包、脱下鞋子，否则只要有样学样，类似人权日的抗议行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能重演。
李登辉时代开启的改革
在蒋中正和蒋经国掌政时代，一则由于仍处在戒严极权统治时期，安全维护单位可以无限上纲地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包括道路使用的特权；二则，当时的台湾，民风相对淳朴，武器管制严格；三则，蒋中正原本就不是以亲民著称，蒋经国则是接任“总统”不久后，健康开始恶化，无法经常公开露面。这些原因，使得蒋氏父子面对的安全问题并不算太大。
当时蒋中正住在士林官邸，蒋经国住在大直七海官邸，到市中心“总统府”都有一段距离，出入之间，必然要做交通管制。
让领导人的安全和交通特权真正成为议题的，始于李登辉。1988年，李登辉继任“总统”，1990年，蒋经国遗下的任期结束，李登辉被台湾地区的民意机构选为“总统”。在这个任期中，他主导修改“宪法”，将地区领导人由“国民大会”间接选举，改成人民直接选举，领导人和人民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1996年3月，台湾第一次领导人民选投票。在此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李登辉以现任领导人的身份，在台湾各地奔走拉票，遇支持者要握手、见孩子要抱起来做亲民状、要求合影的不能拒绝，有时当“人型立牌”一站就是几十分钟。身边的人一个换一个，谁走谁来，根本难以管控……这是在两蒋时期，维安单位前所未见的棘手难题。
在台湾，正、副地区领导人的安全维护由“国家安全局”综理，实际操作的单位，以往称为“联合警卫指挥部”。1994年，随着“国安局”法制化，改称“特种勤务指挥中心”。“国安局长”兼任指挥官，但实际负责的，是一位挂职“副局长”的副指挥官。
领导人维安的编组，分成内卫、中卫和外卫三层。外卫，是指领导人所到之处，驻防当地的宪兵和警察部队。中卫，部署在领导人所在的场合，多半由宪兵担任，除了带班军官外，一般不持武器，只是混在人群之中，负责监控责任区里民众的举止行动，一有异状，就先一步向上级示警。
真正符合“大内高手”这个概念的，是内卫人员。他们散布在领导人周边几公尺内。身怀各式攻击、防御装备，当然必要时，他们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样，要以肉身捍卫领导人。
平时，内卫的编组和运作方式低调而神秘；但四年一度的大选，是一窥这个神秘单位的好时机。因为根据法律，在选举期间，“国安局”有义务向每一位候选人提供和现任“总统”相同等级的安全维护。为此，“国安局”通常会办一场检阅仪式，展示装备和人员训练的成果。2011年11月3日，就有这样一场检阅。当时马英九和蔡英文确认参加大选，宋楚瑜能不能完成联署，还在未定之天。但当时“国安局”还是对外展示了三组人力，每组45人，人人都受过严格的八极拳训练，其中有8名女性，4人配给蔡英文做贴身侍卫。
特勤使用的装备，长短枪、公文包型防弹盾牌、防毒面具、食物侦检盒等等自是不在话下，由于之前发生过“3.19”和连胜文枪击案，“国安局”特别买进法国制造的枪声侦测器，遇到远距离狙击，它可以立刻标定枪击来源，指示维安人员防范或反击。
每组候选人配给12辆车，其中包括一辆防弹扫街车，其余包括防弹轿车、厢型车等，由特勤中心统一调配。选举时如此，可以想见平常马英九的安全维护，应该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