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的流行与这个有点关系，也不尽然。包括仲巴活佛，他写了很多惊世骇俗的书，有的写得很好，比如《剖开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阐释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与物质主义的关系，开创了心理治疗的先河。他对西方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然后用藏传佛教的东西作为治疗工具。他将新时代美国人对精神性和宗教的过分执著称为“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他用癫狂的行为对这一主义的批判矫枉过正，又使它演变成对精神超越和物质享受同时的狂热追求。如果他只是双修，那就是恶魔了。
“想象的西藏”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西藏现在是被西方人“香格里拉化了”、“精神化了”，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沈卫荣：1933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希尔顿的人写了一部题为《消失的地平线》的小说，讲述“二战”前一架英国使馆派出的飞机被劫持到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里写了很多对香格里拉的想象。在乌托邦式的想象下，《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成为西方白人的伊甸园，实际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一个在东方的世外桃源。当然，香格里拉并不是西藏人的乐园，香格里拉的居住分布充分体现了这种平和的神权统治下彻头彻尾的种族等级体系：住得越高，地位就越高。而西藏人除了会微笑以及伺候他人外，似乎就再不会做什么了。总而言之，香格里拉是18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幻想，是西方人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
这几年，西藏及藏族文化在西方广受关注，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西藏被西方人想象成了香格里拉，被整个西方世界当成了他们所期待的精神家园。这也是西方社会会出现如此持久的“西藏热”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大部分西方人对现实的西藏并不了解，也不关心。他们只是关心他们心灵中的那个想象的西藏，或者说是他们虚拟的西藏，而这个西藏，就是香格里拉的一个变种和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对于西藏持什么态度？
沈卫荣：西方对西藏有两种相反的传统：一个是妖魔化，一个是神话化。其实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对西藏的描述基本上是很妖魔化和负面的，如情色化和巫化西藏和藏传佛教就是非常典型的现象。即使在启蒙时代，东方整体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形象，然而西藏却依然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专制、愚昧、落后和非理性的地方。殖民时代的西藏形象当然就更不堪了，当时的传教士、佛学家、东方学家都对西藏非常不屑，认为藏传佛教是偏离原始、正宗佛教最远最堕落的一个分支，甚至根本就不配叫作佛教，而只能被称作“喇嘛教”。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人还把活佛转世制度当成是骗人的把戏，是一种政治工具。
但这中间也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神话化西藏。比如最初希罗多德《历史》里面说印度北方有一个地方叫“伯特”，这里到处都是黄金，有巨大的蚂蚁搜罗黄金，所以到现在还有人以为西藏是黄金遍地的。香格里拉的电影也是，里面讲的西藏根本不要劳作，多的是黄金。
也有些人把西藏看得很哲学化。比如很多西方人认为，在远古文明时代西藏和西方已经有了联系。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多古老的智慧和哲学概念在西方已经失传了，只有在西藏这个没有经历过现代文化污染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智慧，他们便把西藏变为一个寻找终极智慧的地方。当时在西藏寻根的人很多，不光是寻找精神上的根，也寻找种族的根。现在被称为世界“藏学之父”的乔玛（Alexander Csoma），他到西藏原本是为了寻找匈牙利人的根。一位英国殖民军的军官认为西藏文化对英帝国主义有用，于是资助他研究西藏的文法，编纂藏英字典。
三联生活周刊：西方人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西藏？
沈卫荣：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真正到过西藏的西方人没多少，因此每个到过西藏的西方人都自以为很了不起。例如法国女旅行家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非常有名，写了很多有关西藏的书，在西方很流行，但很多人甚至怀疑她根本没有到过西藏，怀疑她书中的照片是伪造的。
上世纪50年代末三部小说《第三只眼睛》、《来自拉萨的医生》和《然巴的故事》的出版，在西方掀起过一阵“西藏热”。作者自称“星期二洛桑然巴”（Tuesday Lobsang Rampa），说自己是西藏人的转世，讲他在西藏出生，后来打仗去了日本，又从日本到了英国。他讲的故事曲折、离奇，充分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一个神秘的西藏的好奇心。很多西方人，包括我在德国留学时的很多欧洲同学，就是读了这三部小说开始对西藏着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