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刘建平 《当代中国史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990年代，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该地区出现以建立 独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分离运动，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发生与民族、种族有关的地区冲突，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问经济贸易摩擦问题的突出，随着因为价值 观、宗教和移民问题引发以文化、文明为核心概念来分析国际政治并强调文明的对抗性关系的理论建构，所谓冷战后民族主义新浪潮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性热 点。在国内，由于“六/四事件”造成的中美对抗效应，更兼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使馆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的刺激，民族主义主张和相关研究也形成一股潮 流。但这种研究并非在历史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的民族主义理论，而基本上被西方对“中国威胁论”的传播、对“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渲染左右着问题意识。 中国学者的民族主义话语，除了那些令人难辨是西方思想还是自己观点的所谓理论探讨之外，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主张把民族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意识 形态的新的思想资源”，竭力求证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应激型”、“以世俗理性为基础”的“自卫反应”，而非其他民族那种具有进攻扩张性、宗教狂热性的民族主 义，这可称为“辩解”型民族主义话语；二是痛斥中国存在着“激进”、“病态”、“刚愤”、“极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或“反西方主义”，呼吁“理 性”、“开放”、“现代”的民族主义，这可称为“批判”型民族主义话语。大致说来，这两种民族主义话语都认为在当今中国存在着可以被称为“民族主义”的思 想网络或运动组织，于是发生了是利用、规范还是批判、改造的观感不同，立场在于国家政府，目的是强化内政、安抚外疑。不过，如果我们肯定民族主义是发源于 西方的思想运动和政治实践，如果我们承认下列事实，即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运动不断扩展，独立的民族国家不断出现，并成为建立稳定的世界秩序不可替代 的社会文化框架和人类实现文明进步代价最低的共同体形式，那么我们将不能质疑民族主义的普世价值；如果我们承认民族主义的本来内容是民众的认同情感、政治 运动和建国实践，如果我们注意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既能够为中华民族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提供一种不可遏制的动力，又可以给内政、外交造成令为政者 尴尬的压力，那么我们将难以轻言一相情愿地利用或劈头盖脸的挥斥。而且，如果能够被政府或知识精英轻易拨弄，那种思潮或运动真的是民族主义吗?所以，研究 或观察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不把它纳入比较历史研究的视野，提出和辩论的问题就有可能是伪问题：比如，倘若不在西方民族主义历史提供的参照系中分析中国的 事实与问题，怎么能够肯定中国发生的是民族主义呢?而如果连是否民族主义的事实判断都没有切实的肯定，怎么能对这种或可是民族主义或可是其他主义的疑似病 例作出价值处理呢? 因此，本文拟在理论、历史与思想的相互关照中，探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东亚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
一、民族主义的历史起源与理论界定
西方思想中的所谓民族主义，是在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政治上是由教会和世俗封建主联合的诸侯政体。从16 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并希望借助世俗王权的力量得以发展，鼓吹王权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逐步取代神权思想，欧洲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摆脱神圣罗马帝国 束缚的君主专制国家。17、18世纪，工业革命造就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要求建立反映新的利益结构的政治/体制，理想主义、启蒙主义和激进的民主共和思想 等反映中下层要求的意识形态广泛传播，酝酿建立主权在民的、以公益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所谓“专制之下无祖国”这种新的政治认同意识形成。1789年爆发 的法国大革命导致了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国家”一词被更富有血缘色彩的“祖国”所代替，“先生”变成“公民”，人民转化为“法兰西民 族”。在新的国家中，一切认同自由民主政治的人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平等一员，而自由民主制度给人民带来了一种政治归属感和身份感。这种新的政治共同体就是现 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是我们追溯民族与民族主义时可见的历史渊源和能够体会的客观存在。所以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说：近代国家的特征是从法国大革命时代形 成的。“民族”最重要的含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时代，民族便和人民及国家密切相关，“民族国家”与“合众国”的呼声响 彻云霄。当时，“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国家乃民族政治精神的展现”。“无论民族的组成是什么， 公民权、大众的普遍参与或选择，都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总之，“法国的民族性也就是其公民性”，族群特性、历史渊源以及语言都与这种“民族”概念无 涉；所谓民族主义就意味着“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
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了19世纪欧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即民 族国家创建的国际进程，从而在西方形成民族主义这种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相伴生的国家意识形态。不难理解，人民主权论和公益国家论的民族主义实践，在思想 上自然会形成理性、效率的集体精神和意志，在物质上一定会创造出强大的政治团结、经济发展、军事组织和文化革新力量，对内能够消解冲突、改善民生，对外能 够争取乃至扩张国家利益从而在以国家为政治单位激烈竞争的现代国际体系中获得有利的地位和荣誉满足；并且这也可以从近代以来西方有能力对东方实行殖民主 义、帝国主义统治的历史中得到确证。由此我们还可以认识到，所谓民族自豪感、所谓对国家的忠诚、所谓全民族的团结与动员、所谓文明优越意识等等一切令人羡 慕的西方文化景观，都是以建立这种公民国家为政治前提的民族主义效应而不是民族自我主张本身，即那都是民族主义的结果而不是发生民族主义的原因；民族主义 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民族国家公民政治的实践。可以想见，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走上建立公民国家政治轨道的民族，即使获得了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形式，也一定 是不断发生内战、动乱或呈现社会冷战的国家，一定是低发展、不发展或伪发展、反发展的国家，一定是文化守旧而不能创新或勉强进行低水平重复的伪创新国家， 一定是由于吏治腐败导致外交无能而在国际竞争中不断遭遇尊严羞辱、利益蚕食的国家。在这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政治内核和精神动力而只有“民族形式”的国家，即 使欲获得民族主义的共同体效应或表现形式，譬如欲强化政治统一，但不能发生民族规模的政治认同或只能发生不认同或伪认同；力主发展经济，但不能实行有效的 数字管理和抑制腐败的恶性扩展；夸张本民族文化优越论，但不能让人们产生切身的感受。总之，如果借用流行的民族主义术语来说，在没有现代民族共同体追求的 国家，其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都是虚弱的、勉强的和做作的，因为这每每是政府、知识精英们的一相情愿，与民族规模的政治认同、发展意 志和创造欲望无关。也就是说，由于国家事实上的主权者是政府而不是人民，所以那些种种所谓的民族主义与全体人民的力量之间不存在权威合法的体制性关联和公 民政治的自主能动性支撑，即使一时出现了民族主义景象，也往往是仪式化的，而且一旦发生逸出，则受到政府的警惕和抑制。
根据近代以来民族 主义的全球性传播和创建民族国家的实践，我们可以在价值中立的学术意义上把民族定义为具有文明价值共识、政治认同体验、公益代表能力，因此创造了一定普遍 性文化的人类共同体即国家，而民族主义就是要建立并维护民族国家的诚实信念、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具有民族规模意义的思想网络和有组织运动。民族主义产 生以来，根据价值观的分野，全球发生的最具影响力的民族国家实践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迄今的历史证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由于其极端的扩张 性受到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剿而灭亡；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则由于其政治认同的破裂和不良的经济绩效而在苏联和东欧失败，并造成了一系列民族分裂主义重建 政治认同的探索；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似乎最为成功，正在发生超民族国家的影响力，主导着全球化的潮流。
二、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生与变异
通过以上的历史追溯和理论探讨，我们可以理解西方学者的结论：“民族一人民”最重要的特质在于“它是公益公利的代表，可以对抗私利与特权。”“民族是一个整 体，全体公民都汇成一体。等级和阶级都不复存在，全体法国人组成了法兰西民族。”当然，由于西方民族国家创造了高效的组织和生产能力，其利益冲动得到强大 的军事力量支撑，从而开拓了血腥的殖民事业。关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到达东亚以后的历史，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没有忽视民族主义的价值，他在探讨日本早期民 族主义的形成时，就把握了内部平等、一体化、公益代表这些民族要义。他说：民族“就是那种欲成为民族的东西”，单是隶属于某一国家的事实，尚不足以产生近 代意义上的民族，这里所存在的充其量不过是人民、属于国家的成员。以文化传统的共同性为基础，人们对自身文化的一体性具有明确的自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 以“外部刺激”为契机，这种“文化民族”针对外部来自觉拥护自身文化的一体性并凝聚成“政治上的一体意识”，“把自己提高为政治上的民族”。“如果把以这 种民族意识为背景而产生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主张称之为广义上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principle of nationality)，那么，民族主义恰恰就是近代国家作为近代国家而存立所不可缺少的精神推动力量。”他进一步指出：当外国势力逼迫到日本的时候， 民族独立所要求的民族主义必须直面妨碍民族政治一体意识形成的德川封建制。在这种政治结构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世界“被明确划分”，社会内部存在着等级 制的身份区别。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政治秩序是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他们服从只是因为“对蛮不讲理的人毫无办法”，并非“从内心对秩序的自 觉”。庶民作为统治的客体，一切政治能动性都被否定掉了，被逼到“私生活的狭隘性中”，“对于他们当然不能翻然期待什么国民的责任意识。”阶级和等级的存 在阻止了“民族统一意识的发展”。于是，在早期民族主义的思潮中，国内的对策表现出“政治力量向国家凝聚”和“向国民思想的渗入”两个方向。在初期的“海 防论”那里，横向“地方割据的否定、举国关心国事的要求”与纵向“身份界限的缓和”、要求言论畅开“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可见，丸山真男正是从比较历史 研究的视角观察日本民族主义的。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在日本，“nationalism”不是被译成“民族主义”，而是“国民主义”，相应的还有“国民国 家”而非“民族国家”的表达，正恰当地传达了西方民族主义的公民政治追求和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观。
丸山真男对于日本受“外部刺激”而发 生民族主义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提供了更为近身的参照。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所造成的“亡国灭种”危机感，同样刺激了中国人民从自在的文化民 族，向奋起抵抗外敌、改造国家之自觉的政治民族的历史性转变。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正体现了建立具有自由主义价值共识、 民主主义政治认同和对外主权独立、对内改善民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但辛亥革命后上层的政治反动阻止了这种民族主义与民众的联系，因此不能形成具有民族 规模意义的思想网络和建国运动。到五四运动前后，对民国堕落为军阀割据专制政体极为愤慨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民众力量和转向更为激进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 共产国际和俄国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并给中国革命赋予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从而为民族主义发展规定了“以俄为师”的新方向。但在不断遭受挫折的实际革命 过程中，是土地政策从利益联系的角度凝聚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政治认同，加之新民主主义号召的广泛统一战线，于是新民主主义价值观的民族主义获得强大的物质力 量支撑，最终在1949年达成了革命建国的目标。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的价值共识、人民民主的政治认同和对外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中苏结 盟的国际政治立场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学理上就是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主义及其革命建国实践。当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特别是在1948年中 国共产党为响应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谴责而作出决议、刘少奇发表题为《沦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篇理论文章之后，民族主义基本上退出了 革命活语；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影响下也把南斯拉夫探索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视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纲领”，从两个阵营对立的政治正确出发否定了 民族主义。这样，由于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强势意识形态话语的压迫，中国共产党极力主张国际主义而排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具有正面价值和合法性的民族主义 替代表达。还必须看到，爱国主义的正面价值和合法性不仅在于它避开了国际主义话语的忌讳，更在于被爱的新中国是凝聚了当时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 产阶级等各革命阶级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的人民民主共同体。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和在斯大林的建议下政治/体制由人民民主的联合 政府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政府转变，新民主主义的价值共识被打破，人民民主的政治认同发生破裂。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强迫农民入社行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 造中的违心迎合现象，到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高压政治，以致后来要不断地发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维持稳定，中国实际上陷入了不能有效地凝聚共 识而靠潜在暴力支持的阶级斗争运动来维持政治秩序的社会冷战状态。所以，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演变来看，遑论民族主义，就连作为替代物的爱国主义也失去了价值 共识和政治认同这些最根本的合法性和情感逻辑来源。在1980年代，伤痕文学甚至描写知识分子对祖国的“单恋”悲剧，追问：“你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 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 而这种描写在当时受到了“由于个人受到委屈，就埋怨祖国无情”、散布对祖国的“严重怀疑和嗟怨”等尖锐批评。但作为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事实，这种描 写的存在以及对这种描写的批评的发生，就清楚地揭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敏感紧张关系。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表达为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存在的。但从 50年代初推进急速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就发生了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的破坏趋势与试图通过政治清洗重建共同体的努力，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向社会主义政治转型 的过程中发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正反映公民利益表达缺位的政治结构缺陷和由此造成的合法性不足困扰。民族主义是共同体政治学的根本原理，阶级斗争政策就是 对共同体因此是对民族主义以及作为其替代物的爱国主义的破坏。如果现在不加反思，而仍然笼统地从阶级斗争历史中寻求权威的合法性资源，如果民族主义在主流 话语中仍然被作非价值的语法处理(尽管不再是“资产阶级”之类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否定，但“病态”、“狂热”等自然性否定更加具有蔑视、禁忌的意义)，那么 就更加说明着重建健全的爱国主义仍然受到学术思想和政治文化的阻梗，更加说明当今存在着廓清民族主义概念的学术课题和重建内含价值共识、政治认同的民族主 义的历史任务。可以相信，如果爱国主义需要经常性的教育甚至需要地理优越论和传统文化优越论的支持，就依然表征着求爱与不爱这种紧张关系的存在。反之，如 果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获得重建，本来就理智健全的人民会从日常的利益分配、政治参与和价值共享中自发地产生国家爱欲，爱国主义的灌输可能就销声匿迹，同时 实质性的民族主义也就形成了。
三、结语
从上述比较 历史研究来看，1990年代中国两种主要的民族主义话语所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重建民族主义；它们所作的论争，只不过是 乘了冷战后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和接过了西方对中国不怀善意的误解，在中国摆开了施展学术想象和雄辩智慧的民族主义话语角力场而已。“辩解”型论者称“民族 主义的情感与理念是一种可以维系和巩固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共识的极为珍贵的、‘天然’的政治资源”，显然在学理上发生了根本的因果倒错和概念误会。而 且，所谓“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与整合的新的资源”之类的主张，其逻辑更加混乱；因为它似乎昧于民族主义的发生原理，以为民族 主义是脱离政治现实和民众利益需求的道德空谈和多数人不知所云的传统妄想，而不是建立在尊重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其实，如果这种主张成 立，晚清可无亡国之忧，袁世凯可免受讨伐之虞，蒋介石也可以收训政之功了。另一方面，“批判”型论者往往给民族主义加以负面的定语，而对民族主义本来的概 念廓清和正面价值肯定不足，乃缺乏历史主义实证精神的人云亦云或本质主义的似是而非观感，深受中国历史上权威意识形态贬抑民族主义惯性的挟裹和当今西方学 者贬斥“中国新民族主义”宣传的左右。追究起来，这两种论者所言的民族主义其实是爱国主义，而且是要求人民爱国的求爱主义；因为从历史上看，只要是求爱主 义的爱国论者，一般都会鼓励颂孔读经、凭吊先贤，也难免宣扬唯我独尊、文明灿烂。遗憾的是，主张者可能器字轩昂，但被置于受教化地位的民众并不见得发生令 人满意的反响。而民族主义就与求爱型的爱国主义不同，它是人们在现实政治世界中对自身处境的理性思考和价值实现的真实诉求。总之我们看到，这两种民族主义 话语所表达的期待或批判本身，恰恰证明了在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认识和重建民族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从民 族主义在西方发生的原理和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来看，重新认识和建构民族主义必须在人民或整个民族的立场上，从利益关系和体制性关联的角度建设性地思考如何 创造国家、民族、人民的全等式。比较历史研究告诉我们，民族主义绝不是一种权力或知识精英单方面教化大众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政治共同体全员基于共同生活 体验的共同思想；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世界的比较参照，民族主义发生于共同体政治学实践而不是政治传播学表演。没有这种基本的认识，所谓的民族主义论便丧 失了思想的原点，同时也证明着思想者与民众之问原来暗存着难以逾越的政治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