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国内首部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机制的著作《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8月21日，该书作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接受了凤凰网独家访谈。
胡鞍钢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例，向凤凰网分析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晋升路径。胡鞍钢指出，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丰富的政治经验，是成为中国政治家领袖的重要基础和基本条件。
据胡鞍钢统计，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00%都有地方工作经历，副省级职务的平均时间为4年，正省级为9.3年，“这意味着政治局常委在成为常委前平均有至少13年的地方治理经历”。胡鞍钢告诉凤凰网，省级地方领导岗位是学习国家治理的最好学府，也是政治局常委通常必经的阶段。
在这之后，进入中国政治家集团即中央委员会，也是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必要条件，首先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再当选中央委员，且必须经过若干届的历练和考察。胡鞍钢称这一阶段主要是担任党的集体领导成员的主要助手，也是集体交接班的过渡期。胡鞍钢强调这一阶段“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从地方负责人到中央领导人的角色转变期，是全面提升治党治国才干的强化训练阶段，这一时期，就如同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的实习期”。胡鞍钢还向凤凰网透露，这一阶段同时起到政治考察的作用，“考察包括政治方向、立场、观点、纪律、鉴别力以及敏锐性，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在此之后，成为集体领导核心成员之前，还要经历最后一个环节——政治交接班，胡鞍钢称，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起草中。
毛泽东晚年违反了由其创建的集体领导制度
凤凰网资讯：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是怎么形成的？
胡鞍钢：集体领导体制的形成，从1927年到今天，经历了演变、确立、破坏、重建和完善等5个时期。
集体领导，源于战争时期，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遭遇重大挫折。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选举出首届正式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5人组成。
到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党章明确规定，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由5大书记负责（编者注：七大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临时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但他们二人没有投票权。此时形成的“5+2”7书记（常委）制度，一直保持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集体领导在演变过程中历经战争的淘汰、筛选，在解放战争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和高效率。
集体领导制度的正式确立是在建国以后。毛泽东主政七年，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了自己的执政创意，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他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个别人受损害，还有其他人顶着，国家不会受影响。毛泽东的建议，与他的历史记忆有关，他特别吸取了斯大林的教训，接班人变迁，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引发社会主义阵营大动荡。毛泽东的集体领导制度安排还提出了梯队设置，安排少壮派的邓小平、陈云进政治局常委，当时他们两人分别是52岁和51岁，此后又补选了更年轻的林彪为常委。
毛泽东认为不能把党和国家的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精心安排，我认为他的这种安排是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
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后，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林彪等7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集体领导制”。7常委代表5大机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这一领导核心通过集体领导、个人分工、几大机构内部协调，形成了合力。
这一时期（指1949—1956年），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第一个“黄金时期”，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中作了专门的讨论，根本保证就是健全的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其中毛泽东起了关键性作用。后来邓小平也谈到，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领导集体，而且他认为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基本制度。
为什么毛泽东当时要创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国国情有关系，中国有超大规模的人口群，超大规模的国土，而且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同时还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治理不是全民选个总统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一个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我们称之为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因此这种制度创新，不可能是毛泽东个人的主观臆想，更不可能简单地把美国或者欧洲的一个体制搬移过来。
但是，集体领导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既民主又集中的制度，它的创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从1958年到1976年，集体领导体制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大跃进、文革等运动，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一时期，毛泽东违反了由他创建的集体领导制度，特别是党章所规定的党的会议制度，如五年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每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每年两次中央全会制度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很少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曾在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班长”和“一班人”的关系，党委会是“班”，“班长”领导“一班人”，“班长”是“班”的一员，决策时少数服从多数。
但1959年以后，毛泽东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领导层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形成了二元权力结构。随着执政时间延长和个人威望不断提高，毛泽东逐渐由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变为“大家长”，“班长”变为“一把手”，民主作风变为独断专行，处在“一线”的中央政治局在一定程度上退化为办事机构，用以传达和执行处在“二线”的毛泽东的个人指示。虽然在1969年九大重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消除“一线”、“二线”问题，事实上终结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但随后7年，常委人选经过6次变化，成员更迭频繁，导致政治风险丛生，中国走向错误方向却难以纠正。
客观的说，毛泽东晚年的失败，不在制，而在政。制，就是毛泽东对现代政党、国家、军队、社会等做出的制度创新、制度安排；败在政，是指毛泽东在大跃进、文革等运动中提出的脱离实际、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的政策思路。
邓小平的睿智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因为历史失误而废除集体领导制度，而是继承并恢复重建了毛泽东所创建的这一制度，将“文化大革命”这个坏事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好事。
凤凰网资讯：文革后，中央领导集体制度有哪些变化？
胡鞍钢：从1977年到1991年，是集体领导制的恢复重建期。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恢复了1956年党的八大制定的集体领导体制，形成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三个层次的领导体制。但这一体制也恢复了1959年毛泽东的二元权力结构，中央书记处在“一线”，政治局和常委会在“二线”，这也为后来出现政治局常委会不常开会的问题埋下了伏笔。对此陈云同志批评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不常开会。
集体领导制重建时期的特点，在1982年十二大上做出的制度安排中得以体现。首先，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了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设主席，同时规定总书记是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之一，负责召集政治局常委会与政治局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
显然，总书记的召集和主持作用是不一样的，胡乔木对这一安排做出了说明：“这样，个人过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现象就很难再发生”。这一设计的历史记忆来自毛泽东晚年个人专断的深刻教训，也预防了党的后任总书记权力过分集中的可能。
另一个特点，就是由6人常委会代表五大机构：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