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资讯：哪些人可以进入政治局、政治局常委？
胡鞍钢：从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组成来看，整体具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结构合理，熟悉各方面工作。集体领导制在常委人员配置方面强调集体知识结构互补性、专业知识互补性，不是要求全才。
在新老交替方面，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每10年进行一次整体性的新老交替。十八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新当选比例达60%，常委新当选比例为 71.4%；年龄层面上分析，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为63.4岁，政局委员为61.2岁，书记处为61.6岁；从教育文化程度来看，政治局委员研究生以上学历比例达72%；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工作时间，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工龄达43.6年，党龄38.9年，这意味着他们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丰富的政治经验，这两条是成为中国政治家领袖的重要基础和基本条件。
过去我们讲“辨材须待七年期”，但对政治家的经验、智慧、才能等方面的考察不止一个“七年”。统计发现，本届政治局常委担任副省级职务的平均时间为4年，正省级为9.3年，这意味着政治局常委在成为常委前平均有至少13年的地方治理经历。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00%都有地方工作经历，担任过省委书记的达86%；政治局委员中，担任过省委书记的达64%。即使是来自军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都担任过大军区主官。
中国是个超级国家，有31个省市自治区，有的省市自治区的面积、人口以及经济总量等标准和一个国家不相上下，比如广东省现在有1.05亿人，在全世界按人口排序第13位。也就是说，政治局常委在进入政治局前，除了外交和国防之外，所有国家治理的经验和知识都必须具备，对他们的锻炼和考察不是一年，而是13.3年的时间，因此他们不仅是职业政治家，也是经得起磨砺和考验的优秀政治家。所以在我看来，省级地方领导岗位是学习国家治理的最好学府，也是成为政治局常委通常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在这之后，进入中国政治家集团即中央委员会，也是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必要条件，首先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再当选中央委员，且必须经过若干届的历练和考察。
本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6人当选过候补中央委员，最早的从第十二届开始,最晚也从第十五届开始当选候补委员，4人连续三届当选中央委员，3人连续两届当选中央委员。可以说，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非常鲜明的政治台阶。这一阶段主要是担任党的集体领导成员的主要助手，也是集体交接班的过渡期。比如胡锦涛给江泽民当助手，温家宝给朱镕基当助手；习近平给胡锦涛当助手，李克强给温家宝担任助手。
我要强调这个政治助手阶段，这是一个最好的学习阶段，他们能够坐到这个位置不是靠政治讲演和政治选举，不像我们看的青歌赛，谁长得漂亮，谁的声音洪亮，谁表演得好，就会胜出。中国的国家治理不是表演，是不靠秀的，是靠实绩的。这一阶段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从地方负责人到中央领导人的角色转变期，是全面提升治党治国才干的强化训练阶段，这一时期，就如同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的实习期。同时，这一阶段还起到政治考察的作用，考察包括政治方向、立场、观点、纪律、鉴别力以及敏锐性，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以上两个政治台阶是未来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必经的阶段。在此之后，成为集体领导核心成员之前，还要经历最后一个环节--政治交接班，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比如胡锦涛担任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组组长，在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起草党的十六大报告；习近平则在胡锦涛时期担任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组长。报告需要1年左右时间准备，经大会批准后，将成为当届党中央治党、治国、治军的路线和纲领。
集体领导体制中的集体交接班机制，保证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有效解决了超大国家的治理难题
凤凰网资讯：在您看来，中国的集体领导制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鞍钢：治理中国遇到很大的挑战在于中国特殊的国情。面对超大规模的国家治理问题时，需要建立强有力的超级国家机构，同时还要保证超级机构内部能够做到相互协调。
中国特色集体领导制度通过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和集体决策机制等5大机制有效解决了超级国家机构的协调问题。在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中，就能看到集体领导制度的优势所在。
美国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国，中国是受影响国，发生国应该对危机的政策反应速度最快，受影响国则会滞后，但中国在所有大国中第一个做出应对决策。而此时，全世界都在等美国换总统，一直到危机发生后的第二年6月，奥巴马才提出解决方案，但国会又开始一系列的否决，美国因此错过了很多机会。
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国家竞争，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制度的优势就体现在谁能有效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就对政治制度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考验：第一，能不能形成决策共识；第二，能不能迅速做出决策；第三，能不能有效实施；第四，能不能在决策实施过程中进行监管和跟踪。200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全世界都在负增长，只有中国保持了9.7%的正增长，当年创造就业超过1100万，最后还是中国带动全世界经济复苏。
美国是一个古老的现代国家，立宪已有180多年的时间，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制宪家怎么可能预见到今天一个70亿人口、239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美国的政治制度框架，在没有中国共产党出现之前，在没有中国创新之前，没有国家和制度能够超越它，苏联也不行。但现在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创新，它的优势就不再凸显。不过只有非常了解中国的美国政府官员和专家才晓得“中国制度优势”。
客观地说，不只是这次金融危机，我们通过长期分析中美之间的主要经济社会指标的追赶系数，以美国为100%，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在过去60年，在不断接近美国，1950年中国GDP（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7%，1957年相当于22%，提高了5个百分点，这说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是相当成功的，随后经过几次运动，到了1978年只有23%，但到2008年已经达到94%。
我的观点就是中国能够追赶上美国，就说明中国的制度比美国制度有优势，追赶不上，你的制度就不及美国。这样一事实也证明了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讲到花五十年（指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追赶上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今天是我们在验证毛泽东的伟大预言。
西方有民主制没集中制，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已经超越西方
凤凰网资讯：一种声音认为，美国四年一次的普选制度在释放政治压力与限制政府权力扩张方面具有优越性。中国也面临社会稳定与权力制衡的问题，在这些方面，集体领导制度的优势如何体现？
胡鞍钢：我们认识美国体制，一定要知道美国精英怎么想的。布热津斯基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就是党派色彩浓厚的政治体制。因此像奥巴马这样一个提倡共识的总统，也发现无论是与共和党人，还是与民主党人，在预算、医疗保险等问题上取得一致越来越困难。像福山这样的政治学者就表示，越来越了解中国，也就会越来越多地抨击美国的否决体制。
所以说，不管你是四年减压也好还是选举也好，每四年，他们都要经历一次政党分裂、国家分裂、社会分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选举政治，不论结果如何，都不存在赢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形成周期性的“美国政治分裂”。
美国的选举政治是一个富人竞赛的过程，如同一场政治拍卖，谁价钱高谁就取胜，事实证明，奥巴马出价就是要比罗姆尼要高。
所谓美国选举制度在缓解政治、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优势，实际上是给国家最高领导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主义空间。比如小布什在任期间打了两场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制造并出口一场国际金融危机，留下了无数后遗症，摧毁了几百万的就业岗位，但他本人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最后只是退位了。我将这种体制安排比喻为“在我身后，管他洪水滔天”。
这一点连美国学者也感到非常悲哀，他们唯一的辩解只是我们建国之父不是这么考虑的，不是这么设计的，后人没有做好，美国民主制度退化。仅此而已。最终的代价还是要由美国人民、美国社会来承担，更不要说外溢到全世界的各种代价。
凤凰网资讯：在您看来，中国进行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胡鞍钢：我觉得中国现在不是要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问题是怎么搞？搞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未来体制改革涉及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就是要继续确保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我称之为“三化”，即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国家就会乱。现在看来，基本实现了“三化”。
第二是要继续解决好领导人的创新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后来的领导人又陆续提出了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科学发展等等思想理念，这说明他们不仅肯于学习，还善于创新，通过学习转化出创新理念。他们的观念创新带动了全党的创新，继而也带动了全国的创新。
第三，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强化集体领导体制中的核心体制，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没有集中是无政府主义，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是专制主义。西方有民主制没有集中制，所以出现了美国“否决体制”现象，总统提案，国会否决；民主党提案，共和党否决；共和党提案，民主党否决：诚如2012年奥巴马在总统国情咨文中所言，“华盛顿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本身就已经超越了西方。无论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还是医疗体制改革，在两个方面中美都有了不同的表现，也就有了不同的结果。
我1991年到美国耶鲁大学做博士后，1992年克林顿上台做的第一件大事就让希拉里·克林顿组成一个庞大的专家队研究医改，这个团队里囊括了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公共卫生专家，但十几年后没有做成任何事，轮到奥巴马，仍然拖了好几年。但反观中国，一旦做出决策，在几年之间就构建了世界最庞大的医保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认识它的政治制度。中国学者对此的认识，我有两句话来形容，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想作为一个创新者，试一试、探探路，这也是我和王绍光老师持续20多年一直在做的事。这本是一个广阔的学术天地，但很可惜，至今仍有很多学者仅仅把外国的理论照搬过来，仍然是“传声筒”，仍然是“鹦鹉学舌”，仍然是“言必称希腊”。但仅仅做“传声筒”，是不可能了解美国，更不可能了解中国的。
我认为，集体领导体制还需要不断的进一步完善，而我们也看到了党中央它确实是在不断努力完善。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可以选择做建设者、检验者，也可以选择做批判者，但批判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改变、进步。我觉得批判、破坏一个旧世界容易，建设一个新的不那么容易，这个基本的过程和规律是不变的。我希望更多的学者进行专业的研究、深入的调查、在国际范围内比较。一种思想可能还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