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联合作战介入概念设想的联合形式将主要通过网络化实现。根据2012年2月两位美军将领的一篇文章所述，“空海一体战”将使用“网络化、一体化的纵深攻击”，旨在“干扰、破坏、击败”敌军部队。他们认为，联合应当采取以下形式：
尽管敌方展开了反介入/区域拒止努力，通过建立充满活力的通信系统，促进人员与组织之间的联系，海军和空军部队将维持决策优势与效能。空军和海军部队将能够实现作战的紧密协同，在各自的领域击败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
因此，“在‘空海一体战’之下，我们将把‘联合’提高到新的水平”。
2012年3月，美国代表J 兰迪 福布斯在《外交家》网络杂志上也强调“空海一体战”的网络化：“更特殊的是，联合部队（一体化空中、地面与海军部队）将获得充满活力的通信系统（网络化），旨在通过三方面的努力对敌军多个节点实施纵深攻击。”
很大程度上，“空海一体战”只不过是以信息技术为驱动力的“军事革命“（RMA）的再塑造，该革命在10年前的军事周期中如此流行。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信息技术军事革命的内容是网络化、联合、精确打击、信息优势。“一体化作战”是网络中心战和部队转型的一个口号。在界定网络中心战时，现在已不发挥作用的美国国防部转型办公室在10年前指出，“依靠传感器、决策者、射手的网络化，实现态势感知，加快指挥速度，提高作战节奏，增强威力与生存能力，提高自我同步的程度，生成更强大的战斗力”。信息技术军事革命给出了“将人员、平台、武器、传感器决策帮助融入一个单独的网络”的细节，使“网络化部队能更快速、更同步地作战，且具备实现大规模效应的能力”。
为何是“空海一体战”？中国因素
不管“空海一体战”是否是个全新的概念，或只是一个过时的信息技术军事革命，由于它是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增长作出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会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产生巨大的影响。伴随着2012年年初公布的“重新确立亚洲支柱”，“空海一体战”是美国制衡中国的地区力量和影响力增长的决定性军事努力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实力超过了所有其他潜在对手，被视为反介入/区域举止战略的最重要潜在使用者，因此也是基于“空海一体战”的反应的主要目标。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已经转向采用包括空中、海洋、地面作战的多样化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组合，其目标是威慑、拖延、阻止外部干涉（即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很重要的特殊领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逐步升级现有的武器系统和平台，并展开下一代设计概念的实验。它的具体体现是推动以下能力的综合现代化过程，包括：核与常规弹道导弹；一体化的空中、导弹与早期预警防御系统；电子战与网络战能力；潜艇；水面作战舰艇；引入第四代和第五代多用途战机。
除了“硬件”的质量转变，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在推动“软件”的调整，包括军事条令、军队编制结构、作战概念，现在已概念化为“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特别是，中国军事设想认为，未来冲突缺乏持续性，范围限制在沿海周边地带或“近海”（黄海、东海、南海），涉及网、陆、空、天领域的综合或联合军事行动。未来战场的转变特征反过来改变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要求，迫使中国军方实施概念和能力创新，从而限制美国在地区内的战略优势和行动自由。这些包括以反介入/区域拒止为导向的“攻防”概念，目标是削弱美国前沿部署军事基地、机动部队及其支持基础设施的作用。
例如，在一系列关于朝鲜半岛的常规潜在威胁场景中，中国能够采取措施从规模、位置、时间等领域扰乱美国战斗力的形成。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划定明确的空中、海洋、陆地缓冲区域（冲突限制线），这些缓冲区域即美韩联军无法作战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需要建立进入增援地区的替代进入点，而其初期和后续反应就遭到有效的拖延。同样，在中国攻击台湾的场景中，使用反舰巡航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将妨碍航母在台湾岛周围的使用。最后，取决于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样式，美国可能不得不调整介入地区事务的范围，限制自己的作战和行动自由，在向南海部署海军时最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