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制度自信，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如前所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竞争，而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竞争的规则就是：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过去十多年中国显示了极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制度优势。对此，我进行了专题的国际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治理绩效比较。
2011年1月，我发表了《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一文，采用两个案例来进行国际比较：第一个案例是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的数据选择了100多个国家的三类指标：一是GDP年平均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绩效；二是GDP年平均增长率的相对差异系数，以反映宏观经济稳定状况；三是人类发展指数提高幅度，以反映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发展程度。在所有的指标中，1978-2008这30年间，中国是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最好的。
第二个案例是对G20国家2009年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GDP增长率、CPI上涨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进行国际比较。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考试成绩最佳，同时中国大大缩小了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从危机前的4倍缩小为2.5倍左右。
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总是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我的结论是：这源于过去30多年实现了中国式的政治制度重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中央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我还做过两个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一是中国国家治理绩效和机制与欧盟比较（2000-2010）；另一个是与美国比较（2000-2013）。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欧盟同时期比较，国家治理绩效最好，国家治理能力最强，真可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也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破长期以来对西方的盲目迷信，需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学习西方，不是“邯郸学步”， 一味模仿别人，不仅没学到本事，反而把自己原来会的东西忘了；而是为了“迎头而上”、“后来居上”，还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超越西方。
为什么中国的国家治理绩效大大优于美国和欧盟？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在哪些方面显示了“中国特色”、“中国优势”呢？
首先，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来源不同。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发展轨迹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总统制、国会制等，但都失败了，因此中国就从初始条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
第二，国家治理基本制度不同。美国欧盟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是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还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后来者，因此一方面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少走弯路，这就是所谓“制度学习”效应。另一方面还必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毛泽东等人自觉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等人更加自觉地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快速地、成功地追赶了先行国，特别是美国。
从制度比较看，中国的制度体系更年轻、更具活力、更具变革性；相反，美国的制度体系更年久、更稳定、更具保守性。如果比较一下美国宪法与中国宪法制定的时间，先后相差一百多年；而中国宪法的修正频率（几乎每五年一次）远高于美国，这显示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这也表明，仅有一个好的制度还不行，还需要有不断改革、不断调整、灵活适度的制度变迁。中国是符合这一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的。
第三，国家治理基本手段不同。美国欧盟是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中国强调“两只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条腿走路就比一条腿走路的竞争者走得快。
比如，中国不仅有国防和军事战略，而且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战略；而美国只有国防和军事战略，却无国家发展战略——只关注“大炮”，军费开支占了世界比重的40%，在全球过度军事扩张，也成为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中国采用五年规划手段，同时还有国家专项发展规划；而美国只有国家专项规划，更多的是国防和军事专项规划。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知优劣,知优劣才有中国自信。只有通过国际比较我们才能有理由、有自觉性地增强制度自信，坚定制度自信。
第四，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不同。美国欧盟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没有明确长期目标的，无论是它们的宪法还是施政纲领，都没有明确的表述。中国则大为不同。我们的《党章》（2012）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们的《宪法》（2004）也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在最近的讲话中又明确表达了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就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今天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经过60多年的实践，已经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从而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是完美无缺的。诚如习近平所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这里有一个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认识，制度自信是建立在制度自觉的基础上。所谓制度自信，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诚如毛泽东所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所谓制度自觉，就是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还会随着发展进程出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纯而又纯、一切都美好的社会。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曾告诫我们。正因如此，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好的东西。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有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并且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总会是好事多于坏事，先进取代落后，健康战胜腐朽，进步阻止倒退，正义战胜邪恶。
如何不断改革完善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最好表达。
（本文原载中信出版集团主办月刊《经济导刊》2014年4月号）
《经济导刊》2014年4月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