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因素是实现现代化追赶的“加速器”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穷二白。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各种资源的人均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国情特点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量和消费量。但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穷二白、一穷二弱的国情特征有了巨大改变。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6年，那时的中国是最贫穷的国家。若按购买力平价方法（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不足1/20，而2010年已经接近1/5，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即使是按汇率法（现价美元）计算，也超过了世界总量的1/10，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8.3倍，急剧缩小为2.06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时的中国是最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还养活不了自己。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也是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
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沿海港口国家；是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铁路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还是世界大国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多的国家，共有42个。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大容量、高效率、跨区域特高压输电网；水电装机和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超过美国，两项都已成为世界第一；清洁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近30%。
那时中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是典型的小国、弱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第一大制造业增加值国家，2010年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垄断了120年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1956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人口只有几十万人，2011年已经突破1.2亿人；1956年全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到100万人，现在已达到5800万人。现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六位，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
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从全球GDP总量增长看，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发动机。2007-2012年间，不论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还是汇率法计算，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都显著超过美国，分别相当于美国的2倍和3倍（见表1）。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第一大发动机。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25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已经从最大的“世界工厂”变为最大的“世界市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减贫方面的成就。1981-2005年，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减少6.56亿人，其中中国减少6.24亿人，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为95.1%。减贫是过去30年中国对人类发展最大的贡献。
影响世界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
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老路”，突出表现为“两个凡是”，这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就被否定了。另一条是“新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我们过去30多年的历程。还有一条是“邪路”，就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轨迹。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很多知识分子曾经热衷于宣传推广西方的“普世价值”，他们既是社会主义大厦内部的定时炸弹，也是国家解体、历史倒退的受害者。现在他们中有不少人痛定思痛，已经在反思反省；也有不少人非常羡慕中国，因为中国不仅避免了走上邪路，而且成功开拓了社会主义的新路。
2012年我曾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谈论中国道路的话题，他特别强调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辟出社会主义道路。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称之为“人间正道”。2011年，我和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了《人间正道》一书。该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先进性，旨在打破一百年来国人对西方文明和制度的迷信，树立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季塔连科还特别谈到，中共党内的确有西方“普世价值”的倡导者。但我认为，这种价值观及思潮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自强不息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谐哲学，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和合思想，已成为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观。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称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纳闷，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他还说，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一切别的东西，中国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人民的民主共和国。
为此，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西方的议会制度，也不是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是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轮流执政，也不是苏联的一党制；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而不是美国或苏联的联邦制。这些基本制度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差异甚大的国情，符合中国多元一体、统一强大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大势。中国因此就成为独特的现代国家，具有独特的现代政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民主制，而它一旦形成，就产生了“路径依赖”，不仅一路延续下来，而且在实践中不断“试错”，不断“修正”，不断“改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重建、恢复和改革毛泽东所建立的基本制度，而不是推倒重来。
邓小平不但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并且在1980年创意性地提出“邓小平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我为什么称之为“邓小平标准”呢？就是针对许多人讨论中国的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问题，基本上是鹦鹉学舌，以为可以把西方标准作为世界的唯一标准。其实没那么回事。这正是毛泽东所批评的“贾桂思想”，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中国的改革是开放式的改革，中国的创新是开放式的创新，的确要学习世界经验，包括西方的经验，也包括他们的教训；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自主性的改革、自主性的创新。因为我们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世界唯一的创新、历史继承、不断再创新并持续延传下来的中华文明的国家。这三个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在融入世界、并大规模影响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在这方面，邓小平是我们的楷模，也是后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