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最近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认为，这一总目标的提出，是对我党执政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纲领。这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了新的目标和新的历史任务。
什么是国家制度现代化？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1992年，邓小平又提出，用30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战略设想。正是基于这一设想，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对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做出具体设计，并先后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到2022年将如期实现邓小平的这一战略设想。
由此可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不断地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就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没有国家制度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经济现代化，也不会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国家现代化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形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多领域的建设；二是无形的现代化建设，即国家制度建设。“无形现代化”我称之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保护和增进全体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就如同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没有它，所有的人都会受损。这种国家公益性产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只能由共产党和政府来提供，从而确保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以及和平发展作用。与此相反的案例，就是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利比亚、埃及等国所面临的“国家失败”，既无法提供国家公益性产品，也无法提供国家公共产品。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二者又是什么关系？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在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这一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尚处在极低发展水平基础上开始创建的，它很快就实现了全国覆盖，进而不断改进，形成了独创的高效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恰恰是中国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所在。共产党的领导大大地加速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创新型政党，从而也大大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即制度和法律作为现代政治要素，不断地、连续地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一是国家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包括一整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环境的制度。二是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制度执行能够更加有效、更加透明、更加公平，包括执行手段的进步和现代化。这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有制度，没能力，那么制度就徒有虚名；有能力，没制度，那么能力就会被泛用滥用。在制度体系下不断提高执行能力，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改进制度体系。
一个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就是不断降低治理费用、减少治理成本。因此，国家制度现代化本质上是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提高国家现代化收益。例如国家经济制度现代化就会大大降低各种经济活动主体的交易成本，大大减少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而当提供了巨国规模效应，就会大大促进经济增长。从国际竞争看，国家竞争本质上也是国家治理竞争，国家治理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竞争。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国家治理绩效的第三方评价研究。
2008年和2011年，我们先后对“十一五”规划进行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估。在22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有19个如期实现规划目标，实际得分为86分。
2013年7月，我们对国家“十二五”规划进行了中期评估。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纲要》总体实施进展顺利，7大目标有6个进展顺利，24个（实际28个）主要指标有3/4提前完成或如期完成。
2013年9月，我们又对中国经济改革十年（2003-2012）进行了后期评估。结论是：十六大所确立、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设计的“建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总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综合完成率高达89.7%，综合未完成率仅为10.3%。
国家治理实际绩效不仅是可量化、可测量的，也是可评估、可改进的。这本身也是国家治理的学习曲线，它会沿着“目标设定—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强化实施—后期评估”的周期循环往复，不断改进，也不断进步。从这个意义看，国家治理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体指导我们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绩效的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