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像
文_邵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的提出有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追本溯源，中体西用的初始状态来自林则徐和魏源的言行。林则徐在流放途中将他编纂的《四州志》交给魏源，后来魏源以《海国图志》之名在扬州出版此书，这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开山之作。因为开眼看世界了，特别是列强闯进来了，中国的统治阶层才知道泰西各国之强悍和中国处境的危险。怎么办?魏源提出了一个经典性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西用”的开始。进步思想家冯桂芬于1861年在《采西学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两句话已明显地含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到了1896年，孙家鼐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中提出：“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孙家鼐的一篇奏折只上奏过皇上，影响不广。身居高位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于1898年撰著了4万余字的《劝学篇》一书。此书最初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到了全书的结尾处“旧学”改为“中学”，“新学”改为“西学”。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其流行语，则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中体西用是《劝学篇》一书的主题。这本书受到了光绪帝的赞赏，命全国的官员阅读，所以它的发行量竟达200万册，并有英文和法文版本，而书名则被译者改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少产生了五十年的重大影响，它的本质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如何处理好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国要“救亡图存”，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至今为止，认真地研究当年这个思潮仍是完全必要的。当今的中国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对外关系的问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份文化遗产，虽然有不足之处，但也包含着合理的、宝贵的成分。
要弄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含义，从逻辑上说，我们必须回答以下四个问题：“中学”是指哪些内容?所谓“体”是指什么?“西学”是指哪些内容?对“西学”怎样“用”才恰到好处?
“中学”是指什么?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文化遗产浩如烟海，洋务派所说的“中学”不是指一般的学问，而是指支撑着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延续运行的那个核心的“学说”。这个学说的基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简称“三纲五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