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随着改革开放序幕的逐步拉开，邓小平迅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的领袖人物。在“他的指导下”，1978 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中共历史上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他作为党和国家实际的最高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战略思想，主持制定了有关党和国家的一系列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外交方面的政策。中国在各个领域中的发展，或者说每一项重大事件包括政治运动，以及取得的一系列的成功和失误，都与他的意志、判断有着紧密关系。1997年 2月，邓小平去世后，他的思想、理论被概括成为邓小平理论，并继毛泽东思想之后，作为以个人命名的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中，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2004年 8 月，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再次重申了这一评价。
权威主义时代的政治特征与权威主义的终结。作为权威主义政治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在内容上有着重大差别，前者主要是革命与改造;后者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后者是对前者造成的正常社会秩序破坏的一种修复。同时，两者之间还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领导人作为新政权的创立者，经历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洗礼;在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担任过十分重要的领导职务，建立了雄厚的政治基础和崇高的政治威望; 以个人创造性的论著和论述为基础，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理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构成了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和政治的凝聚力。因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们个人的意志和判断，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
在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权力效应。当其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时，一般受到的阻力较小，有利于国家和社会资源的调动与整合，快速走上积极健康的发展道路。但当其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时，往往也难以纠正，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灾难。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初始阶段，面临着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阻力。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之所以能够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和僵化的意识形态的禁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邓小平个人在党内外的凝聚力、号召力。之后，从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年代，改革开放每一次遇到新的瓶颈和障碍时，也往往由于他的干预才得以重新扬帆起航。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中每一次曲折，每一次动荡，也与邓小平个人判断有着很大关联。权威主义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随着革命和战争年代产生的领导人的相继去世、经济社会长期在和平条件下的发展变迁，以及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和意识形态的淡化，权威主义形成的土壤不复存在，后权威主义时代到来。
后权威主义时代政治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风险与障碍。不容置疑，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的一些政策，以及新权威主义理论的影响等等，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现象。例如，腐败泛滥，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管理体制相对陈旧、僵化与公民权利意识增强的不相适应，所造成的群体事件频发;中央和地方权力结构上的摩擦等等，对后权威主义时代中国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尤其是推动相对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政治发展走上健康的良性发展轨道，是最终解决以上矛盾和问题的难以迂回的途径。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风险与障碍是巨大的，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为值得警醒：
1. 政治领导人合法性基础薄弱，政治动员能力和权力效应弱化。在后权威主义时代，政治领导人没有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经历，从政历程相对简单;也不具备在夺取政权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合法性基础;领导人产生的机制并不健全，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因此，他们在党内和社会内的威望和认同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动员能力和权力效应，比权威主义时代的领导人明显地弱化。在推动政治改革过程中举步维艰，阻力巨大。如何化解来自体制内的既得利益、意识形态、历史欠债等障碍和阻力，是对政治领导人智慧和意志的重大考验。
2.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中的摩擦。中国实行了 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大多数年代里，中央政府具有绝对权威。新中国建立后，这种状况达到了顶峰。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权力过于集中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为了打破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从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央政府走过了一个不断向地方下放权力的过程。到 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部分区域性经济的超快速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实力不断增强。在地方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驱动下，不少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号令阳奉阴违，甚至公开对抗。“陈希同事件”、“陈良宇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重庆事件”，都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发生冲突的典型案例。今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是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地方的认同和支持(首先体现在选票上) ，更成为中央政治领导人考虑的因素。中央的政治领导人将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状态。
3.在社会多元化的趋势下，面对各种日趋激进的社会思潮。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各种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不断地生成和发展。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新左派等各种思潮，都从各自的立场和不同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审视和批判。对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提出各种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解决方案。如何最大限度地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内，协调各种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既坚定捍卫代表主流民意的大政方针政策，又能够给予少数派在体制内生存的空间，是保证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课题。处理不好，将为大规模的社会动乱造成思想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