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浙江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跨省通辑报道上市公司丑闻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这场闹剧最终以警方的道歉而告终。图为仇子明
行业积弊得到充分挖掘，更有众多同仁翻出了中国记者的诸多行规：“红包”、“车马费”，以及在行规面前的逆向淘汰——主动退还者甚至会被排挤。而保护费、封口费则比宣传费、开口费数额更大，且多有媒体高管携手下属共同以此谋利之现象。尤其是在以报道公司产业新闻为主的财经专业媒体内部，近在眼前的金钱资本循循善诱，几乎很难有严格意义上的洁身自好者。就在仇子明大义凛然地写出《新快报用204根软骨头让媒体的节操和尊严都喂了狗》的雄文之时，他也被同行龙灿举报“不干净”。
“腐败已深入到社会的肌体，媒体也不能幸免。”与其说，这是一个相对客观的表述，倒不如说这是一句自我安慰之辞。
社交媒体上，仍然有媒体人努力想让大家明白，用道德洁癖来要求媒体从业者是不现实的。讳疾忌医亦不可取，这个行业自身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样需要还在坚守的媒体人找出症结，防止继续溃败。
“正人先正已，媒体也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前调查记者简光洲深夜发布长文呼吁。与他同样痛心疾首还有媒体人高昱，“虽然有所预料，可看到年轻的陈永洲一脸平静地供述自己收几十万，不做采访发别人给的炮弹，心里还是很疼，为这个行业。骂贪官骂强权都没问题，可我们这个行业也烂了。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了，这个行业同样有很多底线被突破。”
享有“铁娘子”之称的新闻界名人胡舒立就《新快报》陈永洲事件发表了评论《新闻寻租不可恕》，她认为，当前仍有一些声音，事实上在回护涉事记者和媒体。而新闻媒体身为公器，使命重大，无论现实有多艰难，新闻寻租绝不可恕。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今日种种乱相根源何在？同任何社会现象一样，中国新闻行业积弊有自己的生存土壤。从业者面临来自社会和商业的双重压力，也有人称之为新闻报道的委托人缺位。部分媒体已经在市场化道路上跋涉很远，但在传统体制上仍然是党的喉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时常暴露出一些“分裂性”特征——一方面服务于政治，受敏感地带制约；另一方面要看资本的脸色说话，甚至服务屈从于资本。而一旦缺乏相应的自律和他律，部分媒体或媒体人便游刃于市场和权力之间，藉此寻租，获取相应利润，造成逆向淘汰，整个行业的公信力每况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