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7日，湖南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醒目的中联重科广告(CFP)
结局已定？
局面以摧枯拉朽之势复盘了。曾在头版刊登风骨言论的《新快报》，于央视报道之后的第二天，又在头版宣布收回那铮铮的辩护言辞，并向社会各界致歉，承认了央视的报道内容。随即，在 广东新闻出版广电局的建议下，母报《羊城晚报》决定撤换《新快报》的社长与总编辑。希望出来后能继续从事新闻行业的陈永洲，也被吊销了记者证。
曾经以各种形式发文力挺报馆和记者的媒体人、知识分子陷入了尴尬境地，一场媒体人的自省自律的表态随之出现，《新世纪》周刊总编辑胡舒立在为本刊撰写的“舒立观察”专栏中直言：“新闻媒体身为公器，使命重大，无论现实有多艰难，新闻寻租绝不可恕。”
但之前追问长沙警方办案程序不当的人们，却未就此偃旗息鼓，因为被推到前台的两场“舆论战”并没有解答其抓捕程序是否违规的问题，司法界人士同时质疑的还有罪名适用是否得当——为何不是商业贿赂罪，而是损害商业信誉罪？这是否有打压媒体监督之嫌？央视的报道，是否有法院未审、媒体先判之嫌？
但是如《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评价这场如过山车一般的事件时写到的：“记者有没有收钱？报道属不属实？警方是不是被收买？执法程序是不是符合正义？四个问题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不得不承认，谁的议程设定能力强，哪个问题就会被突出。呈现于大家眼前的争论，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议程设置而出现错位。”
于是，对当地警方执法程序、适用罪名的质疑，在报馆人事整顿、记者证件被撤、记协严厉谴责、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各地新闻机构吸取教训的谈话之下，显得有些中气不足了。而为陈永洲付费并提供内容的中间人到底是谁？人们就更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