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巨大成为现实社会最严重的民生问题(CFP)
关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权利不平等。如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实际任命与不允竞选，事实上地方人大换届选举也曾出现独立参选人，但均遭打压。如不允许真正的舆论监督，公众没有获取各种独立媒体信息并对国家政治、政府官员、社会制度、经济秩序、意识形态等各种政治事务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如公众不能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等权利。总之，公众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权利没有保障，被认为“一上访，就是疯子；一上街，就是闹事；一揭露，就是造谣；一理论，就是诽谤；一提议，就是煽动；一批评，就是颠覆；一维权，就是抗法；一选举，就是敌对势力。”
关于社会分配权利不平等。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地区收入差距过大；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过大等。尤其是社会贫富差距十分悬殊。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对苏联模式的冲击和对权力束缚的抗争，创造了巨大财富，但这些财富却没有多少用在老百姓身上。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2013年7月17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收入总和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0.1%，而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收入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即中国家庭贫富差距高达234倍。今天，成千上万的国人被医疗、教育、住房、养老“4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贫富差距巨大成为现实社会最严重的民生问题，而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背后，则是社会分配权利不平等、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巨大阴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
社会稳定的前提是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近年，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矛盾突出。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财经》杂志举办的“2013：预测和战略”年会上指出，各地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罢工、暴动、示威的频率和规模越来越大，“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
从2011年起“公共安全开支”即维稳经费（涉及警察、国安、武警和法院、监狱等公共安全机构的费用）已经连续3年超过国防经费：2011年维稳经费6244亿元人民币，国防经费6011亿；2012年“维稳费”经费7017.63亿，国防经费6702.74亿元；2013年维稳经费7690.8亿人民币，国防经费7406.22亿。维稳费超过军费，凸显社会矛盾及动荡形势在加剧，说明内部民怨对政府的威胁超过外部因素。而社会动荡的肇因，则是公平正义的缺失，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所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
夏俊峰案件所引发的民意倾向表明，由于公平正义的缺失，官民矛盾已经剧烈，“城管已经成为民间动辄发泄不满的代名词，人们更多为夏俊峰这样的弱者抱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