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的意见
面对汹涌的民意，一些法学家试图从专业的角度表达不同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曾全程参与1997年这一罪名“诞生”过程。此前，嫖宿幼女曾经一概都按强奸罪论处。“但当年《刑法》修订时，社会上确实出现了幼女较早熟、嫖客不知情的性交易现象。既然它客观存在，就不得不考虑，不宜再笼统地概之。”
高铭暄表示，设立嫖宿幼女罪的初衷不是与强奸罪相对应的，而是与一般“不认为是犯罪”的嫖娼活动相对应的。“如果嫖宿已满14岁的少女，不构成犯罪；但如果对象是不满14岁的幼女，不管你知不知情，都要判5年以上，这本身已是一种重罚。”高铭暄说，“再考虑到嫖宿幼女一般发生在地下非法性交易场所，并且不使用暴力、胁迫、麻醉、引诱等手段，因此当时认为定性为‘嫖宿幼女’，比‘强奸罪’更确切一些。”
除了立法上这种细致的考虑，法学家们认为，嫖宿幼女罪在中国现在整个犯罪体系中，处于“重罪”的范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阮齐林在接受采访时说，判断一个罪名的威慑力，不是看“最高刑”而是看“起步刑”。嫖宿幼女罪是起步高（5年）而顶格（15年）低，强奸罪则相反，虽有死刑，但一般只适用于3次以上并伴随暴力的极恶劣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强奸1次、仅涉及1名幼女的普通强奸，多数刑期只有3~5年。“判断一个罪名是否有震慑力，要看的是大多数普通案子怎么处理，而不是极端个案怎么处理。总体上，如不考虑其他加重情节的话，嫖宿幼女罪比强奸罪判得重。一两个极端例子判不了极刑，不意味着这个罪名对幼女保护不力。”阮齐林说。
分歧的根源
网民意见与专家之间的分歧，不能仅从是否掌握法律知识的角度出发。
实际上，“嫖宿幼女罪”独立罪名的必要性、构成要件的设置、司法如何判断等，一直都有学者撰文探讨。甚至还有人主张单列“奸淫幼童罪”，把男童也纳入保护范围，设置比普通强奸罪更重的刑罚。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游伟认为，从理论研究为立法完善做参考的角度上看，这些探讨都是很有必要的，有些也确实属于目前中国立法的“盲区”。某些案件虽然不属于“常见”、“多发”，但从未来中国刑法“罪罚体系”完善的角度来看，值得加以统一规制。
然而，这次“嫖宿幼女罪存废之争”显然不是专业层面的探讨。网民“枫叶红似火VB”就认为，“嫖宿幼女罪的罪名，是官员及教师、人渣玩弄幼女的挡箭牌！”
在见诸媒体的报道中，这些罪犯或者嫌疑人的身份大多会被提及。根据统计，公职人员所占比重最高，达到了43%，其中包括44名政府官员、15名教师、8名校长/副校长和两名医院院长。不过，一项媒体调查显示，涉嫌嫖宿幼女的公职人员都被免职解聘处理，量刑最轻的，甚至是“不好追究”。因此，网民“执意”要求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另一个理由，来自权力侵袭司法公正的隐忧。
“刑法学者的参与度不高，引导性不强，以至于情绪化的误读十分普遍。”游伟说，很多网民对罪名沿革、立法意图、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及功能等都不甚了解，较普遍的认识是嫖宿幼女罪比强奸（幼女）罪轻，认定比较困难，因此放纵了对幼女的性侵行为，也为权贵逃脱死刑开启了“绿灯”。而某些列举的事例，比如教师、校长猥亵、强奸小学女学生，其实根本就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嫖宿”。
游伟表示，罪名之争的背后，更多的是人们对幼女尤其是女学生受到来自职务、权力侵害恶象的忧虑甚至无奈，而这显然不是废除一个什么罪名、去按可能判处死刑的罪名论处可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