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仅是公开报道的性侵女童案件，实际有多少女童被性侵难以得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其实这些案件一直存在，并不是突然间增多，只是以前未能进入公众视野。事实上近年各地均有不少女童被强奸的案例，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福建等地先后被曝光逼迫女童卖淫的黑色产业链，强奸女童似乎成为一些人的嗜好和时尚。“广东省妇联与省检察院联合调研报告”显示，广东省近三年女童被害案件共2267件2506人，其中性侵案件高达1708件，占受理案件数的75.34%。广东如此，全国何堪？
儿童是祖国和社会的未来，理应受到社会关爱，享有健康、安全成长的环境和保障。频繁的性侵女童案使女童处境令人担忧。人们愤怒之余不禁一连串问号：何以性侵女童案件屡屡发生？施暴者何以毫无顾忌？教育部门的官员做了什么？社会管理者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中国的法律怎么了？国人的道德怎么了？ 这个社会怎么了？
“救救孩子”，是鲁迅写于1918年4月的《狂人日记》中末端的一句口号。且不论当年是否真正存在“救救孩子”的危险，今天频发的性侵女童案，却让“救救孩子”成为绝非危言耸听的呐喊。万宁“校长开房”事件曝光后虽引发公愤，但本应对保护女童权益发挥作用的教育、妇联、少儿组织等部门，仍旧沉默，未见应有的作为。
“嫖宿幼女罪”当废
性侵女童案何以高发？重要原因是性侵者获益“嫖宿幼女罪”而受罚成本太低。一般国家规定，凡成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无论双方是否自愿或其中一方是否确实卖淫，成年当事人一律被判强奸罪。其立法依据是：未成年人没有对性行为正确判断的足够能力，故即使其实际上“同意”与他人性交，该“同意”在法理上亦属无效，与其性交成年者仍然按强奸罪论处。
原来中国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即凡与未满14周岁女子发生性关系的成年人，不论该女子是否自愿，都属于强奸罪。1997年3月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刑法修订案将嫖宿幼女从强奸罪分离，单列了“嫖宿幼女罪”，即刑法第360条第2款：“嫖宿不满14周岁幼女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此刑法里又增加了独立罪名“嫖宿幼女罪”。强奸罪量刑起点虽为3年，但强奸幼女是按强奸罪情节严重部分量刑，最高可判死刑；“嫖宿幼女罪”量刑起点虽为5年，但最高刑只有15年。显然，“嫖宿幼女罪”对犯罪行为的威慑力远不如强奸罪。
该条款实施的效果果然大出立法者意外：“儿童性侵犯”案件数量不仅未少反而大增。据全国妇联的数据显示，1997年成为案件陡升的明显时间节点。“儿童性侵犯”案件中有不少是“嫖宿”女童案。2009年4月曝出贵州省习水县性侵女童案，3名未满14岁女童在内的11名女生被胁迫卖淫，而性侵者竟有5名该县公职人员和一名县人大代表。检方以“嫖宿幼女”而非“强奸”罪提起公诉，引起公众愤慨。此后官员或公职人员涉“嫖宿幼女罪”者屡屡出现：福建省安溪县华侨职业学校校长许新建、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郑文山、县西坪镇工商所所长谢志腾“嫖宿幼女”案；浙江临海市气象局副局长池全胜“买处”案；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法院法官杨德会“嫖宿幼女”案；陕西略阳县数名村镇干部“嫖宿幼女”案；辽宁营口企业主和基层干部“嫖宿”8名女童案……司法实践证明，“嫖宿幼女罪”的设立，降低了对性侵女童犯罪的震慑力，不利于对未成年女性的保护，甚至客观上纵容了性侵女童，成为尤其是利用权力性侵女童的保护伞。
事实上，“嫖宿幼女罪”自1997年订立以来便饱遭各界诟病，呼吁废除该法的声音起伏不断。2010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认为，“嫖宿幼女罪”不仅刑罚偏轻，而且将幼女在道德上做了区分，涉嫌歧视。她建议废除该罪，一并按强奸罪论处。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洪天慧等联名提交了关于取消“嫖宿幼女罪”的建议，认为“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规定相矛盾，量刑差别大，放纵了犯罪人。”“我们认为，设置‘嫖宿幼女罪’这个罪名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建议取消嫖宿幼女罪的罪名，对嫖宿幼女的行为按照强奸罪从重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