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以高级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意识到江湖险恶、人心叵测，对社会得出了如此阴森可怕的认识。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人处世如此之累之危，实在苦不堪言。那个时期，还提出许多响彻云霄的高昂口号，如“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这些都是连圣人都做不到的“高标准、严要求”。如此这般，逼得人们只好玩虚的。就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虚伪成为求生的“客观需要”。任何历史存在都会形成社会意识以及后滞性影响。因此，从史学角度，今天总是昨天的“人质”。
除了历史原因，当然也有近因。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全社会急功近利，形成“重工轻文”的价值趋向。为纠正“精神第一”，一下子又滑入“物质第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制假售假堂皇登场，假言假行见怪不怪，人文精神黯弱无光。
社会诚信度降低、人际关系淡漠、劳动效益势必受到损害。相互提防自然需要相互制约，手续繁杂必然影响效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能适应小生产操作，无法与国际化集约化高速化的商业运作相接轨。低层次的社会环境如同一条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如何与日益高速运转的世界经济接轨？
当然，既然全社会已关注到诚信危机，事实上也就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契机。加入世贸后，中国必须与国际接轨，诚信已成为“客观需要”，这也是“入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较之单纯的提倡，客观需要的多元制约毕竟力量要强大得多。
提高全社会的诚信度，除了正面教育与提倡，最终必须落实为对“非诚信”的制约，“不愿为”终究需要“不敢为”的协助。唯有如此，诚信的价值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