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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试点能否解决老问题 四年多时间的官员财产申报试点，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局限也十分明显：其一，财产公开的范围太小，官员存款等关键信息仍被当作不需申报的隐私；其二，申报对象一般仅限于官员自己，不涉及可能用作转移不明财产的亲属；其三，公开的方式以内部公开为主，有些地区甚至将官员财产申报信息“锁在纪委抽屉中”，外界难以查阅和监督；其四，试点经验很难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 除此之外，诸如浙江慈溪、新疆阿勒泰等地，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果官员财产公开在贪腐规模相对较小的地区都难以推进，“阳光法案”在经济发达地区遭遇的阻力便可想而知。如今，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接过了官员财产公开试点的大旗，人们关心的是，这一波新的试点能否克服以往试点的局限？ 从舆论反馈来看，人们对新增试点地区的忧虑仍未解除。一方面，韶关始兴县仍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推行试点的阻力相对会小一些，但这里的试点经验未必能囊括官员财产公开所要面临的全部问题；另一方面，广东两区一县的试点虽然名义上实现了“官员财产申报”到“官员财产公开”的跨越，但公开的方式仍是对内不对外，这为社会监督设置了障碍，实质上消解了财产公开的意义。 不过，与四年前阿勒泰“吃第一只螃蟹”时相比，这一波官员财产公开试点的探索面临的形势，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不仅公众对官员公开财产的共识进一步加深，官员群体对财产公开的态度也有了转变——根据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的一项调查，有七成公职人员支持财产公开，其中，省部级和司局级公职人员比例最高，超过80%认为应当公开财产。 今年年初，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不仅递交提案呼吁推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还率先向媒体“晒”出了自己的收入和房产信息；广州市市长陈建华随后也表示，如果接到通知要求公示财产，他也会带头公开。在此之前，俞正声、汪洋、张春贤等中央高层领导，都曾表示愿意公开财产；新华社采写的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物特写稿，也被解读为高层支持官员家庭财产信息公开的信号。 官员财产公开告别以往的“官冷民热”局面，加上广东多年来锐意改革的传统，以及广东省《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给出的具体时间表，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最近启动的这一波官员财产公开试点，或许真能催生出一个令人期待的结果。 民意早已过河，官员财产公开却还在“摸石头”，这样的局面早就应该终结了。中共高层要求“将权力关进笼子”，事实上，尽快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就是一个早已被证明有效的现成的笼子。只要拿出铁腕制腐的决心，结合已有试点和其他国家先进经验，官员财产公开势必成为中国谋求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