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市民的距离

　　既然闯关东、下南洋的那些人都催生了无数故事，那么春运所蕴含的故事就更数不胜数了。我们一定不会忘了曾经在大雪纷纷、坚冰当道的那个冬天，南方的游子们为了赶回家而骑摩托车千里奔行的情景。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奔波数个日夜，只为回家看一眼留守的孩子。为了回家，多少游子辗转奔波，有的一咬牙买了机票回去，有的想方设法搭便车，有的高价求购车票，有的几天几夜不睡觉排队买票……

　　他们究竟图什么？

　　是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坚硬地生长着。故乡不仅是曾经生活的地方，更是他乡艰辛、漂泊与焦虑后，存放心灵静谧与情感寄托的港湾。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去大城市讨生活，但是在为城市的日新月异添砖加瓦时，却总是融不进“城市”这个梦想之地。医疗、保险、养老、生育、教育、就业、维权……一个人在他乡的打拼与立足，决不只是一具肉体的吃喝拉撒，而是与附着在肉身上的种种权利、利益、尊严一起，构成一个“人”字。

　　然而，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却是“我和你都生活在这座城市，而你是市民，我是农民工；你的孩子可以享受免费的优质教育，而我的孩子只能留守在封闭荒蛮的山野乡村”。这种差异的背后，是曾经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户籍制度。为什么无数人非要回家过年？因为太多游子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想留下，却无法把根扎在城市，城乡的身份差异就像一条巨大鸿沟，无形中将城市与农村割裂为两个世界。越是在他乡没有家的归属感，过年回家的那种心理渴望就越强烈。当然，很多时候即使回家了，也早已无法找寻期待的心灵港湾，很多故土在推土机和铲车的轰鸣中天翻地覆，只留下记忆中模糊的景象。

　　无论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如果这个国家和社会不能在数以亿计的游子心里给他们安一个家，建一个安放情感、权益和尊严的地方，那么无根无脉的人也很容易成为文化意义上的“游民”。

　　在王学泰先生《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本社会文化学著作里，回溯历史会发现，“游民”往往因为无所安居而成为颠覆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要力量。即使今天的这些“游民”与传统意义上的游民有着本质不同，但也会因为相似的心理而丢掉对秩序与社会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