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披露的聂案证据
检方提出这些聂树斌案中的证据时，朱爱民的第一反应是“以前没有接触过”。开庭前，朱爱民曾和助手考虑过要求检方提交聂树斌案的卷宗，“但苦于没有切入口”，没想到检方主动拿了出来。
这些聂案证据此前从未向外界披露，包括聂树斌的家人和其申诉代理律师。此前，聂案申诉长期被拒的理由之一，就是聂家人没有聂树斌的判决书。据报道，判决书发给了聂本人和被害人家属各一份。但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其家人至今没有拿回其遗物。
2007年4月，在苦寻判决书两年未果后，聂家人收到一份匿名邮件，正是聂案的两审判决书。如今，判决书的来源得到证实，聂树斌的前任申诉代理律师之一李树亭多次到被害人康某家中，最终说服康父，复印了这两份只有3页的判决书。
在6月25日的庭审中，朱爱民认为，检方出示的证据存在形式要件的瑕疵。
其中，聂案的现场勘验笔录只有勘验民警的签字，没有公安机关的印章。在法医鉴定中，参与鉴定的两名法医，一个在其上签了字未盖章，一个盖了章未签字，“而且盖的章也不是法医鉴定专用名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要求”，朱爱民说。
朱爱民还发现勘验笔录中缺少一个现场方位图，“一般的杀人案件中都会有，在图里标出尸体在哪，自行车在哪。而这份勘验笔录却没有，说明其先天不足。”
至于检方提交的花衬衣照片，旁听了庭审的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在庭审后说，当年公安机关拿到她家的被害人的衣服是长袖花衬衫，而今天公诉机关在法庭上拿出的衣服照片，却是件短袖衬衫。她怀疑检方在制造假证据。
对于这些瑕疵是否影响奸杀罪名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告诉记者，“聂树斌案侦查时，施行的还是1979年刑诉法，其对证据形式要件规定笼统，且无具体司法解释，因此那时的证据粗糙不足为怪，不能以现在的眼光评价当时的瑕疵。哪怕是按照现行刑诉法，这些瑕疵也不在非法证据排除之外”。
“虽说这些证据存在瑕疵，但给了我们一个说话的机会，就是把这些证据和王书金卷中的供述以及现场指认拼在一起，可以基本确认此案就是王书金所为。”朱爱民表示，他已提出要求对聂案全部卷宗阅卷。
庭审中，控辩双方还就一些作案细节询问王书金。事隔已近20年，朱爱民说王书金的记忆已不清晰，“只记得那天天气闷热，有三十六七度”。
王书金的辩护律师之一彭思源介绍，检察员问王书金被害人多高，王的第一反应是记不清楚，之后在追问下说“比我矮一些”。检察员又问王自己多高，王答说1米72，但实际上他只有1米52。“检察员因此认为王书金对被害人身高的供述与事实差距太大，与事实不符。”
聂案案卷悬念
王书金案的二审再次开庭，引起各界对重查聂树斌案的强烈期待。
开庭前，网上传言王书金已翻供称此案不是其所为，从而将聂树斌案敲定为铁案。但6月24日在看守所会见了王书金的朱爱民表示，“从他的表情、心态看，比较有信心他不会翻供”。
“我认为这起聂案事实不应出现在此次开庭中，因为一审时并未提起公诉，二审不应受理，在没有经过一审质证的情况下，事实是说不清楚的”，聂树斌申诉的代理律师刘博今说，他也到了邯郸，但没能进入法庭旁听。
对刘的这一观点，程雷认为“不能成立”，“我国的二审实行全面审查原则，不管一审中有没有提及，也不管控辩双方有没有异议，只要法院认为事实对案件有影响，就可以审理”。
“如果认定真凶就是王书金，那么聂树斌案不攻自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但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刘博今说，“法院把聂案放入王书金的庭审，就已经认为这些证据不足以认定事实是王书金所为。安排这样的庭审，是想转移社会对法院在聂案中表现的批评”。
他介绍，聂的母亲张焕枝在得知王书金案将开庭时也很愤怒，“她说难道这起案件不是王书金所为，就是我儿子所为吗？”
“如果王书金被杀，真相可能永不能见天日，但从法律上讲，即使杀了王，也应从证据不足角度平反聂树斌”，刘博今说，“聂案申诉的核心是聂案卷宗从未披露，律师和申诉人权利一直没有得到实现。如果向律师披露了案卷，完全可以根据刑诉法翻案。”
刑诉法学者、刑辩律师毛立新也表示，“聂案的一、二审判决书，简单、粗糙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
在只有3页纸的两审判决书中，“闲话占了两页半，审理查明部分只有几十个字，提出的证据非常少，没有直接证据，比如现场的脚印，头发丝”，刘博今称，“不管是当时还是现行的刑诉法，都要求不能仅凭口供判案”。
6月20日，曾担任聂树斌申诉律师的张思之写了一封信，称“即使没有真凶落网，聂案也应依法重审”。他写道“试看一份死刑判决，既无论据，更无论证”。
程雷则认为，如果聂树斌案案卷证据真的存有漏洞，可能的平反路径应是证据达不到定罪的证明标准，从1979年刑诉法到现行刑诉法，对于证明标准的认定一直没有变化，都是要求证据确实充分，“1979年时就强调，证据得出的结论要有唯一性”。
张焕枝至今仍坚持定期去河北省高院申诉，但高院审监庭的法官告诉她和律师，按照刑诉法规定，律师申请再审，在法院没有裁定再审之前，律师没有权利阅卷。
程雷告诉记者，再审启动前律师要求阅卷的确没有法律依据，尽管这并不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