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
共产国际没有放弃对陈独秀的追究，在汪精卫分共的前一天，竟作出这样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错误。”“党的个别领导人提出了明显的机会主义口号。”于是，右倾机会主义作为政治结论，涵括了陈独秀自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整个历史过程。
这里有必要简略地介绍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中共作为它的一个支部，就得承认并执行加入共产国际的21条决议，其中就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部都必须执行。”换句话说，莫斯科有权给中共发号施令，而中共只有听命执行的责任。
莫斯科对中共的指导可谓细致入微，仅1923至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为中共专门召开122次会议，作出738个决议，几乎每二天半就有一个决议。尽管陈独秀有独立见解，甚至很不情愿，但是最终还是惟命是从，因为这是为共产国际的铁的组织纪律所决定的。
蒋介石一手制造四一二事件两个月后，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就在《真理报》公开点名批评陈独秀，指责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阳奉阴违，执行不力”。斯大林甚至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中共中央没有“马克思主义头脑”，“对领导权一窍不通”。斯大林的这一认识，一直沿袭到1949年。诸如此类的指责，其实质是将直接领导的责任，摘得一干二净。不过，曾指导过中国革命的维经斯基倒说了颇有良知、很负责任的话，他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继鲍罗廷之后，共产国际又派来罗明纳兹，这位素以“左”倾著称的国际代表下车伊始，便在长沙召开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会议，对陈独秀大加挞伐，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坚决反对，他说，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如果陈独秀被打倒，党内已不容易再找到人来领导。况且，大革命的失败，很难说是陈独秀一人的罪过，共产国际和驻华代表都有责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此时，陈独秀也在武汉，可是，罗明纳兹就是不让他参加会议。
陈独秀真的闲置下来，无事可做，于是萌发重去上海，再作文化事业的思想。9月10日，他在黄文容、汪原放、陈啸青的陪同下，乘坐英国“公和”号轮船，放江而下，前往上海。这位被通缉的“共党首犯”，不能公开露面，只得装病躺在船舱内。这天正是中秋节，船至九江时，已是夜深人静，他让汪原放陪着自己踱到甲板上，望着月色朦胧的江面，喟然长叹：“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自己领导。”
此时，中共中央也由武汉撤到上海。10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瞿秋白请陈独秀给中央机关刊物写文章，他在《布尔塞维克》的“寸铁”栏内，以“撒翁”的笔名发表了151篇短文。他的文章不长，确如短小锐利的寸铁匕首。这一年，老友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长子陈延年被枪杀，党的许多优秀战士倒在蒋、汪的“清共”、“分共”的血泊之中。他在文章中写道：“成百成千的共产党员被腰斩被杀头被枪决，而且有剥皮肢解火焚者，绅士们该称心了吧!可是，大家要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
中国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可是，全国“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还在党内盛行。他目睹此情，忧心如焚，不忍心初建的党遭受重创，承荷巨大的压力，再给中央去信，对“左”倾盲动提出质疑和批评，他说：
“我见到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
他还对广州起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认为，党的政治口号应有改变，不宜再提具有刺激性的“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而应提具有向心力的“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主张“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他不赞成共产国际派人参加广州起义。他的忠告受到党内领导者的严厉批评，“左”倾盲动错误非但没有纠正，反而更加深了他与中央领导的意见分歧。
陈独秀一向有主见，从不妥协的秉性，使他与中央的分歧越来越深。共产国际考虑到他在党内和中国的影响，曾让鲍罗廷、瞿秋白、李维汉等多次劝说，希望他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对此，他断然拒绝，一再表示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领导。并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这是在奉共产国际为神明，教条主义盛行的那个历史时代，陈独秀所发出的最富有理性的呐喊，也是他作为中共早期领袖期间的最为精髓的思想闪光点。(张家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