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造出贫困陷阱
美国自由主义者称，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势必导致社会流动性减弱。今年1月，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正是怀着这一想法提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证明不平等国家的社会流动性较差。但在欧洲人看来，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故事：好心好意的福利项目制造出贫困陷阱。不妨想想宾夕法尼亚州前公共福利部长加里·亚历山大所强调的情况。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兼职挣2.9万美元——此外领取28327美元的各种补贴——比她接受一份年薪6.9万美元的工作更划算。因为那样的话她要交税11955美元。
另一个例子是申领社会保障残疾津贴的美国人数量在增加。20世纪80年代，领取这种津贴的人只有1.5%多一点，如今却将近3.5%。领取者也不像过去那样以老年人为主。约6%年龄在45岁到54岁之间的人口是社会保障残疾保险的受益者。支付给残疾劳动者的金额平均每月为1130美元，也就是一年13560美元——只比按照联邦最低时薪(7.25美元)计算的全职薪水少2000美元。
据美国城市研究所称，当前联邦政府在年轻人身上的开支约占10%，而在社会保障计划、医疗保健、医疗补助这些非儿童项目上的开支则占41%。老年人的人均政府支出——包括各州和地方预算——是儿童的两倍。儿童贫困率是年长者的两倍以上大概也就不足为奇了。请扪心自问：在一个关心爷爷奶奶远甚于关心少年儿童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怎么可能增强?
精英操纵游戏规则
与此同时，有迹象表明，美国的精英教育机构逐渐回归它们的老角色，成为世袭精英们的精修学校。
《美国保守派》杂志发行人罗恩·昂兹近日对常青藤联合会招生政策提出批评，指出了若干异常现象。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人一直占哈佛大学注册新生的16%左右。据昂兹称，在哥伦比亚大学，亚洲人比例实际上从1993年的23%下降到2011年的16%以下。然而根据美国的人口普查，同期，年龄在18岁到21岁之间的亚裔人数增加了一倍多。此外，亚洲人现在占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得者的28%，在完全按学业成绩招生的加州理工学院，39%的学生是亚洲人。
或许，负责常青藤联合会招生工作的那些人自有他们的充足理由。或许，他们不单纯挑选申请者当中学习成绩最好、最勤奋刻苦的学生是正确的。但不能置之不理的一种可能性是，不管他们的本意如何，他们追求“多样化”的实际后果是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国家曾经独一无二的社会流动性。我们也不能无视这样一种假设：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遗赠”制度，因为认知精英们审慎地操纵游戏规则，以时机恰到好处的善举偏袒他们的后代。
作为哈佛大学教授，我对这种想法深感忧虑。与埃隆·马斯克不同，我不是到美国来发财的。财富不是我的美国梦。但我的确来了，因为当初我信奉美国的精英政治，并且确信听我讲课的世袭特权受益者会比我在牛津遇到的要少。
现在我不那么确信了。
（作者尼尔·弗格森，为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与金融学教授，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