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度挨整，历史问题又被再度提出。周扬在讲话中说：“丁玲在南京被捕后，始终和她那叛徒丈夫同居，而且在敌人面前自首变节。”上纲就更高了。
1979年初，在胡耀邦推动下，右派改正已成大势。胡耀邦也表达了丁玲的历史结论应该坚持1940年中组部结论的意思。但中国作家协会丁玲落实政策却没有达到她的预期。右派改正了，党籍恢复了，行政七级待遇回来了，但历史问题仍然维持1956年中宣部作的“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论，并由中央机发（1980）30号文批复。当时文艺界领导人周扬的态度是：“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不能去掉。”丁玲感到头上还戴着紧箍咒。于是继续向中央申诉。
这时，她得到了李锐的帮助。李锐和她是湖南同乡，岳云中学先后校友，延安《解放日报》同事。他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北大荒，与丁玲都经历过那里饥寒交迫的磨难。平反后，住进复兴门外22号楼，又和丁玲成了邻居。80年代初，李锐出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审查干部正好是本职工作。
1983年8月，丁玲和丈夫陈明到李锐家登门拜访，述说自己的心病。李锐挨整二十多年，十分理解丁玲的心情。他支持丁玲申诉，但也看到解决问题的难度。一是文艺界的宗派之争。丁玲周扬之间的积怨，可以远溯到三十年代，要化解非一日之功；二是中组部有些老大姐对丁玲有看法。她们也曾被国民党逮捕，刑讯逼供，坚贞不屈。相比之下，丁玲受软禁似乎是优待。与冯达生女儿也被视为不守妇道。但李锐认为，丁玲对党一往深情，绝无二心，观念上还有些左。继续让她背着历史问题包袱是不公道的。
经中组部干审局何载、张冀等人认真核实，最后形成了新的结论，肯定“丁玲当时身陷囹圄，有身不由己的实际情况，同时与冯原来就是夫妻，因而与冯同居，但最后还是断然抛弃了冯，回到革命队伍。丁玲同志写申明书，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词，说‘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养母读书’，是属于为了应付敌人，一般性表示对革命消沉的态度，另一方面从丁玲同志整个被捕情况看，她被捕后拒绝为敌人做事，写文章，曾想逃跑、自杀未成，最后她终于想方设法找到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被捕中并没有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行为。事实表明，她并不是‘消沉下去’，相反是积极逃脱牢笼，继续革命。据此，可以认定丁玲同志写‘申明书’问题，既不属于自首性质，更不是变节性质。”
由于1980年的结论是中央文件，这个新的结论也必须经中央决定。李锐深知，需要中央书记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大事太多，如果等着上会，万一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可能搁置，再想提上议事日程就不知到什么时候了。于是，他把拟定的结论送到每一位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手上，一一个别征求意见，直到所书记处成员都签名同意，这样就完成了中央批准手续。
1984年8月1日，中组部发出（1984）9号文件《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李锐给丁玲家打电话报告喜讯。电话是陈明接的。陈明赶到协和医院，向正在住院的丁玲转达。丁玲听了长出一口大气，说：“这下我可以死了！”两年后，丁玲与世长辞，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