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标准”——这个概念被用于描述和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上的价值分裂：对内民主与对外强权；对内用语言争论，对外用武器争论；对内使用批判的武器，对外奉行武器的批判；对国内公民生命的尊重与对国外平民的无人机轰炸和关塔那摩虐囚并行不悖。但是，我们的批判却得不到他们严肃的回应，甚至我们的批判还可能被当作对他们的政治文化的确证，尽管是以批判的方式。
按照西方经典政治哲学家施密特的理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正是建立在这种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之上：作为政治空间的国家并非客观中立的，而是内外有别的。无边界的政治空间，比如“万国来朝”的“天下”意识，对于西方人是无从想象的：无边界的，即无规定性的空间怎么可能是有序的和善的？围绕着边界的是超越“经济、道德、审美”的绝对敌我关系；敌人之所以是敌人，并不需要情景性的仇恨，仅仅根据“在空间内/外”这一格式而被注定。
面对这样的政治边界，我们如何建立我们的批判？作为西方历史的动力机制，“反西方”首先是内在于西方文化的一个维度，然后才被我们用作“反西方”的理据。这样一个自我反对的文化还有外部反对的必要吗？或者说，外部的反对又能奈他何？
“符合国际惯例”与“不适合中国国情”——政府学专家在提议或否决某项政策时，经常在这两种措辞之间令人眼花缭乱地快速切换。“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同时以它们高度游移的能指发挥着独特的论证功能：或者证明某项政策因为“符合国际惯例”而应该采用，或者证明某项政策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不宜采用。他们要么拿“国际惯例”打“中国国情”的耳光，其推进“国际惯例”的时不我待，简直让人怀疑他们要搞全盘西化。
要么拿“中国国情”打“国际惯例”的耳光，却忘记了，要不是我们当年信誓旦旦地要接受WTO的规矩，甚至没有人在乎我们是与国际接轨还是继续闭关锁国。在发生学上，国际惯例或许更多地源自那个被命名为“西方”的地理空间，但这决不意味着它们与那个空间存在着某种唯一的神秘的联系。只要有意愿，每个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国际惯例。国际惯例也理应接受中国国情对它的创造性再阐释，从而推进其普世形态。中国特色的国际惯例完全可以成为国际惯例的全新形态，为什么不呢？
“治标不治本”——对于当下各种花样翻新的政策设计，比如掩耳盗铃的反公车私用的GPS定位技术，网友们在电台互动环节给予的最典型的评价就是这五个字。在体制框架保持不变前提下的修修补补正在让人们丧失对改革的耐心和理解之同情，这种对待政策的态度应该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知情权”——知情权被如此频繁地提及，又如此频繁地受挫，似乎表明，当民众把权利要求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地表述和缩减为卑微的“知道的权利”时，这并不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