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贫困县，却建有豪华办公楼”——类似官本位或贫困歧视的表述还有“李刚不过是一名副科级官员，他的儿子竟敢如此无视法律。”公仆当然不应为自己建造豪华办公楼，任何级别的官员都应该做守法的典范。如果建豪华办公楼和无视法律是错误的，它决不能因为主语是“国家级贫困县”或“副科级”的儿子而罪加一等。
“我们没有执法权”——当某些政府部门众口一词地采取这一表述来面对渎职的指责时，他们的理直气壮让你确信全国的执法权都被城管接管了。这样说的好处，从消极层面上可以掩盖渎职背后的权钱交易，从积极层面上则可以为部门索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渎职不作为反倒成了进一步扩张部门权力的要挟，何乐而不为？
“相关法律规定滞后”——这是与“我们没有执法权”并列的形式上更无辜的渎职借口。高度集权的司法实践，意味着对每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的规范都有待直接以此现象作为论述主题的法律文本的出台，法律滞后由此成为常态，而常态化的法律滞后又可以便利地为惰政、懒政背书。没有法律规范的市场社会就像取消地狱观念的基督教，堕落是必然的，无人幸免。
“这事就没人管了吗？”——今天，太多的公共服务领域都处在被追问这句话的状态，另一方面，在征税、审批等权力事项上，八竿子打不到的部门也要争抢着去分一杯羹。政府部门的利益化使公共管理出现封建化的乱象。而向权力者吁请管理的姿态，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秩序安排中的唯一权威的角色，使民间社会的自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愿景遥遥无期。在希冀被管理的社会心态下，有理由担心，即使简政放权可以推行于一时，也很难保证不再度反弹，像过去历次一样。
“应急预案”——此概念被发明之后，即密集地运用于矿难、水灾、交通事故等场合，表明一切都在政府的预期和掌控中。“应急预案”比“亡羊补牢”听起来更能表现领导们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的领导素质，尽管所有的反应——无论“应急”与否——说到底都发生在事后，“亡羊补牢”要能坐实了，有时更不容易。“应急预案”有若核武器，它的大用就在于不用。凸显在灾难背景上的领导英明，与救灾救火英雄的涌现一样，还是越少越好。
“加大违法成本”和“罚他个倾家荡产”——无论哪一路专家都会开出的对付经济违法（地沟油、非法排污等）的处方。问题是，当他们把专家的话语权直接转化为杀气腾腾的语言暴力时，理性解决问题的氛围已经被破坏。严刑峻法从来都不是对付犯罪的正当方式，在司法不公的背景下，还可能成为公权力腐败的筹码。难道我们还没有把占道经营的小贩罚得倾家荡产吗？——我们把他们的生产资料都罚没了，尽管你可以说，那只是一些诸如三轮车或烤白薯用的油罐桶一类不值钱的东西。——结果呢，他们再改装一个油罐桶，第二天照样出摊烤白薯，一天都不敢歇。
“西方人行的，我们中国人也行”——这种以西方为标准的西方中心主义与赤裸裸的“崇洋媚外”相比，只是多涂了一层“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糖粉，却因此理直气壮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