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不能再简单靠放开不当管制，也不可能靠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就能实现。
一方面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另一方面是有待深化改革以获得倾斜支持的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因此，深化改革方案执行者作为一个领导者，至少面临三方面的严苛约束。一个是要保证自身的不偏倚，特别是不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渗透；第二个是要让既得利益集团接受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不阻碍改革、不打改革折扣；第三个是要让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接受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特别是接受方案的推进进度和推进深度。前两者对改革能否真正全面、深化产生直接影响，而后者对能否保持社会稳定产生直接影响。在三个约束下实现改革的推进，这对全面深化改革方案执行者的超然性和执行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将重在制度建设
中国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从两条线进行审视，一个是增量改革，即农村经济领域的改革，包括乡镇企业的崛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是存量改革，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国有银行为主的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
但是，过去三十年，虽然农村经济领域的改革成效显著，但是如邓小平评价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评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明权是农民的”，政府在农村经济领域的改革举措多仅仅是放开不当管制，承认农民的经济创造力和创造成果，并不具有太多的直接改革成绩。而国有经济的领域改革，更多地能体现政府改革的主动性、技术性以及政策成绩。但国有企业最主要的改革成绩是1997以来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建国后，虽曾多次尝试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是不是掉入行政放权、收权的死循环，就是落到国有企业难以兼容市场经营活力、市场经济约束和服从行政命令的陷阱。
此次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不能再简单靠放开不当管制，也不可能靠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就能实现，更需要政府部门改革举措的主动性和技术性，需要在多个领域进行实质性的制度建设。将过去碎片化的放开型改革转向整体性的收拢型改革，从“拆房子”式脱离一个旧经济体制，向“建房子”式进入一个新经济体制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