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方案的领导者，至少面临三方面的严苛约束。一要保证自身的不偏倚，不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渗透；二要让既得利益集团接受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三要让弱势群体接受全面深化改革方案。
而当前，一方面，虽然经济改革已经进行30多年，但由于一些基本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与已有的行政命令传统相结合后，反而对社会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出现所谓“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的称谓。社会处在一个固化在过渡阶段和继续改革前行的中间节点。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自90年代加速发展至今，已经有将近二十年，中国和国际、亚太的紧密联系今非昔比。在国际舞台上表态中国将启动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能真正起到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效果。因此，虽然说目前是否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似乎并非如1992年是否要继续市场化改革那么摇摆不定，但是习近平主席在亚太以及其他国际场合的讲话，仍然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有较大相似性，同时又具有自己的时代特点。
此次习近平亚太讲话，直言要为改革做好付出成本的准备，并且一再提及改革任务艰巨，需要有涉险过滩的勇气。这一陈述事实上已经十分直白。过去三十年，虽然社会实干家们——特别是一些政治家和企业家——对于重新释放社会活力作用巨大，但是改革的成本实际上主要是由农民、中小型国企下岗职工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因为这部分群体的弱势，使得一方面改革得以不平衡分配方式不断推进；另一方面，社会能够持续保持稳定。而当前，所谓既得利益群体已经足够对改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将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而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将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大大超过以往。
在《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也即，一切改革要处在改革方案领导之下，处在改革方案谋划之中，处在可控之地；既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同时又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持续。无论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不稳定因素，还是来自于弱势群体民众的不稳定因素，都必然是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所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