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人，是不能奢谈道德的。假定学人无道德的行政管理为自己追加制造了证据：这些人果然无道德。而当这些无道德的人同时又是拥有高智商的人的时候，他们的堕落便显得尤为触目惊心。学界同仁们，请扪心自问：哪一次职称评审、课题申报或学位点参评，你没有与评委们交易于内室？或请托于饭桌？学界大佬们，请提灯自照：在你力争把职称、课题或学位点授予某人或某人牵头的团队时，你真的没有掂量他们曾以邀请讲座的名义塞给你的钱数，没有考量他们邀请你全家去内蒙草原或张家界旅游的次数？当你们把中国学术引向充满娱乐精神的奥斯卡评奖机制，即不申报则不受理，而绕过了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基于对专业现状广泛了解和广泛遴选的诺贝尔奖的评选机制的时候，你们是一开始，就要把我们的学术变成名利场吗？
许多高校迷信经济的力量，它们试图单纯靠政府财大气粗的投入，来堆砌“世界一流名校”。在人民币的厚度之上构建一种知识和思想的高地，还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南辕北辙的吗？经济不景气背景下的财政投入，使许多高校人从经营公司转而经营学术，在形式上的确促成了对学术的关注和学术“繁荣”。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营学术之成为可能，在于大量的金钱奖励人为创造了学术生产与普通商品生产同构的条件，即同样可以进入货币—商品—货币的资本流通过程。举例来说，某人预付资本8万元，从国家级出版社那里一次性批发了三个书号，然后组织研究生利用剪裁、复制、粘贴等网络编辑技术在一个月内拼凑出三本“专著”，即学术产品。
这三本书带来的直接利润是：（一）作为“对学科建设有突出贡献”的有功人员获奖8万；（二）获聘三级特聘教授，一个聘期（三年）下来就比原来多收入9万；（三）获批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资助金额30万，学校按1:1配比，再追加资助30万。按最近官方调查的数据，中国科研基金真正用于科研的不足四成，按我的观察，四成也多说了。
间接的利润是：两年后成为学院副院长，这也是可以换算成现金收益的。——多少钱才能从一个学院级领导手里租借某项权力（推荐教授人选，聘用应届毕业生等），在高校里就差明码标价了。这一个生产周期下来，作为突出贡献者、特聘教授、基金获得者和副院长的此公现在具备了更有利的条件，进入追加资本和扩大再生产的新周期，投入更多的钱，出版更多的书，收获更多的利润。而使这个生产周期得以运转的那三本书，却在学院资料室的角落里蒙尘。——出于你想必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书既不宜批量发行，更不宜公开示人。
与普通商品生产一样，在学术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的货币得到了增值。与普通商品生产不一样的是，它们提供的学术产品却不必接受学术市场的公开检验和评价。它们最终的归宿是进入各种表格。由于表格无法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学术产品本身的学术价值，行政化的学术管理只能诉诸外在指标建立它的评价体系，却以似是而非的“量化管理”自我标榜和自我合理化：一篇论文的水平参照于发表它的学术刊物的评级（A、B、C类），一本专著的水平参照于出版它的出版社的“层次”，一位学者在学界的地位取决于他所获奖励的国家级或省部级。在这种评价体系下，校级或院系的学术委员会集体蜕变为表格的校对员，核对表格上是不是把“商务印书馆”的级别跟“人民出版社”搞混了。
通过学术评价的去内容化和符号化，表格化管理以一种特殊的逻辑为学术生产，创造了一种通常只有在充分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的投资环境：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全行业利润平均化。学术生产的参与者根据资本的大小和份额按比例从学术奖励中提取利润，而与学术生产的内容或质量无关。因此，携带巨量资本（包括权力资本）进军这个行业的行政官员或学术官员们都斩获颇丰。——最近的例子是仅差一票就当选中科院院士的铁道部官员。这位官员慧眼独具：院士才是这个行业最大的利润，学术洗钱才是最不像洗钱的洗钱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