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通商品生产一样，在学术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的货币得到了增值。
■毕会成/文
即便从博士毕业算起来，我在“学术圈”里也已浸淫十多年了，自认为有足够的经验性知识支持我对这个圈子的观察结论。为了使论述更加集中，我把这里的学术圈严格限定在人文学科，尤其是我想在其中安身立命而不得的历史学科。
根据我的观察，这个圈子的生存状态是自我表格化的。在银行里填一次表格，全中国的商业信贷机构都掌控了你的个人信息。在学院里我填了无数遍关于性别、出生年月、家庭出身、籍贯与出生地、学习经历和工作履历以及是否被专政机关处理过的信息，到申请名目繁多的课题项目的时候，还得不厌其烦地再填一遍；到申报职称、申报省级或国家级千百万人才工程的时候，还得不厌其烦地再填一遍；到参评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工会积极分子、优秀教师的时候，还得不厌其烦地再填一遍……计算机管理技术的引入，并没有把我从表格的专制中解放出来。
装修得越来越高级的高校办公大楼推行无纸化办公的结果，只是将本来由行政部门负责的信息统计、整理工作，也进一步推给了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谁也不会天真到以为仅凭这些表格就可以评上教授或获得各种奖励——无论这些表格填写得多么煞有其事和内容充实。你甚至有理由怀疑这些表格是不是真的有人在看。但反复填写表格仍然是有意义的，意义就在于反复填写本身。在把自己反复塞进表格、自我归档、自我审查和向上呈送、示众的过程中，某些对于学者至关重要的东西在破碎，而表现为凝视的权力在弥漫，拒绝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限定。
授课要提交格式化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以备教务部门随时检查教学进度；试题模板组织得像是某种踢球的阵法——“五•三•二”：五个名词解释，三个简答题和两个论述题——天知道为什么不是两个简答题和三个论述题？打分则要体现所谓“正态分布”的格局：中间得七、八十分的居多，得六十分左右和九十分以上的两头都要少……行政权力在高校内部的着陆，建立在把学者与社会其他被管理者等量齐观的假定之上，即他们都是同样人格低下和不能自主承担责任的，因此行政管理必须深入到过程的细部和末端。但是，这样一来，它就造就了比外交部发言人还要无趣的工作形态。教授们在讲台上神色迷离而又一丝不苟地念讲稿，连“……逗号”、“……句号”、“……另起一行”都不放过。
每一种职业都存在渎职的可能，但渎职的方式可以不同。权力干预学术产生的最大悖论是，学术领域里真正渎职的，正是那些看起来在认真履行职责的人。权力以慈父主义的担当，把我该做的和不该做的都规定得如此事无巨细，我犯得上在这之外加入自己的灵魂吗？职业伦理要求我把教室作为从事历史教学，而不是为某种意识形态背书的地方，要求我不能用侮辱甚至查禁历史的方式书写历史，但是对于一个习惯于放弃职业伦理的人，借口是现成的：如果一个人在学术环境下根本没有选择，或者选择的代价过大，他能作为个体而承担责任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