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改革滞后发展乏力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存在许多问题。由于受到劳动力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中国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成为了“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的符号在全球随处可见。在支撑中国经济列车快速奔驰的同时，巨额的外汇储备似乎成为了一个“鸡肋”。中国利用自身的资源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其他国家，换来的是所谓的代表商品价值的外国货币和金融产品，这些钱流入中国会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使得居民的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另一方面，这些外汇储备用在金融资产的投资上，即大部分主要购买金边债券——美国国债，成为对美国的实际贷款人。归根到底，中国的对外出口是在用自身的有限的资源过于补贴其他国家。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源的稀缺性是存在的。如果中国有限的资源持续外输，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最终缺乏动力。并且制造品的大量生产也给国内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居世界第一，同时耗能也排在世界前列。可以认为，中国制造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将生态环境的成本留在了国内，这与西方国家在起步发展时候将生态环境的成本留在全球是不同的，中国经济发展恶化了中国的环境。
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外需过于强盛，虽然撑起了GDP的一片天空，但这不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要义。真正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架马车是依赖于内需。克鲁格曼在2005年《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到：“中国也不能再期望依赖于美国进口的产品给中国创造更多的财富”。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凸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顽疾，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结构敲响了一个警钟。
正是基于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中国会崩盘吗”的文章，称中国将会变成世界经济危机的“新震源”。超强刺激政策的实施、核心领域改革滞后等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乏力，近年来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快速膨胀以及与房地产的失衡发展一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堰塞湖”和“黑天鹅”。过度信仰凯恩斯主义的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同样也面临着“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特殊困难，从而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最终趋于难产。
十八大开局之年的中国经济已经放弃只重视GDP的旧思维，而是在强调推动结构转型、改善民生以及建立充分的法治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推动发展，因此，无论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国经济都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有理由相信，建立法治经济，改善制度环境这一系列带着明显科斯制度经济学特色的深化改革政策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