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此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果要想各级领导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延安整风的效果，必须像毛一样，辅之一些非常手段。
今天来看，延安整风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得很好，自由批评的氛围浓厚，自我批评的主动性很高，治病救人的导向明确。比如根据《陈云文选》记载，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首先集中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开展批评。周恩来把自己封闭半月，写出了5万字的学习笔记，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张闻天等也对自己曾经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不是为了整人，而是治病救人。因此，对受到批评的人不轻易进行组织处分并给予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如王明，尽管其推行的左倾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但仍被推荐为中央委员人选并当选。
然而，关于延安整风中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神话”，近年来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通过还原那段历史以及亲历者的回忆，真相与此相去甚远。例如，根据已故历史学者高华的研究，延安整风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所以有“成效”，与毛泽东采取的以下两项措施密不可分：
一是为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要求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它的好处是，可就此观察全党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如何，以因势利导；并在干部反省笔记中搜寻异端，择其典型打击之，以起警戒之效，用大棒配之以胡萝卜，以纠“和风细雨”思想改造之弊，使全党对新权威顿起敬畏之心。
二是为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标本，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这些文章包括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政治表态性的反省、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高级军职干部的反省，以及革命历史雄厚，且不掌实权的党的元老的反省四种类型，再结合组织措施的落实，其中主要是康生领导“抢救运动”，从而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尤其使有“教条主义”背景的干部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有了这一系列“触及灵魂”的配套措施的实施，思想和作风不想改造成功也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