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发展，人的需求早已超出物质范围，行贿的内容也不断随之扩展，越来越追求对官员实施精神上的贿赂。
明确行贿入罪的司法标准
在一个严格恪守司法法定主义的环境下，行贿犯罪之所以还能够得到司法的宽宥，很大程度上与入罪的标准不明确有关。生活中，一方面是大量存在的“行贿笔记”、“行贿清单”所暴露出的行贿犯罪严重性，另一面却是司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寥寥无几，强烈的反差也提醒我们反思：现行法律是否对司法惩治行贿犯罪提供了明确而严密的规范指引？
中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这一条文构成司法机关将行贿定罪的关键，虽然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相关接引性的司法解释，但是依然存在两个明显的悖论。
一方面在具体情形的判断上，因为立法的模糊化而产生操作性不强的弊病。例如，何为“不正当利益”？在行贿日益讲求“艺术化”和“感情投资”的社会形势下，不正当利益的司法认定越来越呆板化，以致形成司法惩治的许多漏洞，使行贿者钻法律的空子，巧立名目变不正当利益为“正当”利益，以获益的时间差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就需要法律在利益与行贿之间建立起逻辑关联，防止因为行贿时间与获益时间的不一致而出现惩治漏洞。又比如，何种情况构成“被勒索”？现实中，官员索贿的形式千姿百态且越发讳莫如深，也势必让司法操作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在惩治的范围上，又因为立法的具体化而出现涵盖性不足的缺陷。这一点越来越体现在立法将行贿限定在“财物”上。随着社会发展，人的需求早已超出物质范围，行贿的内容也不断随之扩展，越来越追求对官员实施精神上的贿赂。对于像性贿赂这样普遍流行的行贿方式，现有的立法显然难以囊括进去，从而出现贿赂犯罪的重大制度真空。相反，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对贿赂犯罪的范围规定则比较宽泛。可见，立法上的限定性和不明确性，对行贿犯罪的惩处也起到消极作用，所以需要正确区分不正当利益与正当利益的界限，对于主动行贿与索贿后行贿恰切区别，扩大构成行贿犯罪的内容范围，进一步确立起科学完备的入罪标准，以为行贿罪展开精确化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