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虽然有2.2亿农民工在城镇工作，但基本上属打工者，有房者的比例很低。调查显示，52%的人住在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包括建筑工地的工棚或者板房)，47%的人租住在打工地附近的城中村，拥有自己住房的仅为0.7%。其中，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仅有3%。农民工市民化，住房是绕不过去的。这部分人如果真正地要留在城市置业，假定一半需要房子，也就是说需要城市提供1.1亿套房子。如果城镇化率达到67%，还再需要增加1.1亿套房子。这两个1.1亿套房子如何解决？目前的城镇化垄断型征地体制只能带来高房价，高房价农民是买不起的。因为中国的城镇化主要是农民的城镇化，农民现在是低收入阶层，即使他们进城，其收入也大部分属低收入阶层。而现行的土地政策基本上把城镇房价都炒到了天边，这些要进城的农民是不可能买得起房子。于是乎，在一个土地资源极度紧缺的国家，却造成极大的浪费：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房子，只能住“老鼠窝藏”，而自家在农村的房子基本上是“让老鼠住”。如何提供这2.6亿人的房子？答案是还得靠农民，靠农民自己给自己造低价的房子住。

　　深圳的高度城镇化就是靠农民造的低价房解决的，深圳当初只是一个小鱼村，被划定为特区后，如果按现行的城镇化土地制度这一套，搞征地，搞拆迁，估计建成现在的规模最少得百年也不一定建成。而那个小鱼村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已建成1400万的大都市。主要房子是谁建的？当然是农民，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了房子。这些房子虽然差一点，但价格低，进城农民能够住得起。大量的农民因为建了房子出租出售也富了起来，大量的农村也因此分得了城市化的红利。最主要的，相应的社会矛盾也因此减少许多。如果按照目前的土地政策，所有城镇化的土地都得靠征地，由政府垄断，政府与开发商拿走90%以上的增加值，农民只拿10%左右，深圳估计现在还只能是一个小城市。新型城镇化应该打破目前的征地垄断政策，实现农村、城市土地“同地、同权、同利”，建立土地交易机制，让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 让农民成为直接的交易主体。除了非征不可的道路、学校等纯粹公益性用地外，其他的非农建设农地，让企业通过租地的形式向农民获得，政府不应再介入。打破征地垄断，增加土地供给，把房价降下来，让进城农民买得起房，租得起房。

　　新型城镇化不能没收进城农民的地，要让他们通过土地流转可以获得在城市的基本生存费用。

　　虽然目前中国各地农民工市民化很滞后，但对没收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却异常积极。“宅基地换房”，“两分两换”等都出台了。问题是如果再出现08年式的金融危机，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失业了，农村回不去了，宅基地与承包地没有了，那该怎么办？国家的稳定可能因此而出现大问题。因为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其实一直在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能。

　　巴西城市化的教训就很惨烈。在政府主导下，大批农民转移到城市，土地以低廉价格被出售给开发商，农民到城市后形成数量庞大的贫民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中国的台湾等地，让农民分享城市化中土地增值收益，不少农民因此成为百万富翁，然后这些农民就有资本去创业去开发，不仅没有贫民窟，而且带来了农村的发展。

　　目前中国不少地区的城镇化又重走巴西老路。如果土地制度不变，与土地相关的制度不改，大多数进城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如果被变相低价出售了，农民到城镇生活可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农民从农村到城市也是惊人的一跳，只有那些做小买卖的农民才可能有这个能力。也就是说谁来保证那些获得中小城镇户籍的新居民的工作以及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培训成本以及找工作的成本？当然如果有一个可交易的市场，农民通过卖出宅基地与承包地，除了获得城市的户籍、住房与社保外，还能够有一笔资金从事小卖买，情况就大为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