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奇迹与理论的迷信

　　官场上不仅盛行假话，还盛行大话和空话。所谓大话，就是言过其实、好高骛远、夸夸其谈，好大喜功；所谓空话，就是人云亦云，照本宣科，没有调查，了无新意。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长达数千年，工业化的历史还相当短暂，而传统农业社会留下的一个不好的文化传统就是缺乏理性思维，对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缺乏足够的敬畏之心，相信奇迹，也渴望能够使自己和国家命运一夜之间就可以发生根本改变的奇迹快些发生；另一方面，中国与来自西方的文化接触的时间又过于急促，人们容易产生对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各种理论与学说的盲目崇拜与迷信。这两种思维定势反映在官场上，就是大话和空话。

　　“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是刘备临终前对马谡的评价。但在大跃进时，官场上似乎盛行“言过其实，必得大用”。这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将中国官场吹牛撒谎的传统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并将之称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由万斤迅速蹿升到几十万斤。

　　官场大话盛行的基础就是小农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向往激动人心的目标、期待惊天奇迹发生的心态。王蒙在《天机中国》一书中说：“谬误确实有时候比真实更强大。谬误是断了线的风筝，是飘上高空的气球，是万丈浪花，弹指间就可让它发生巨变。它有更多的扩张、想象、神奇、不凡、壮怀激烈，它要求着也派生着高超、胆气、苦撑、硬顶、轰轰烈烈、瞪着大眼睛迎接灾难。而务实太普通，太容易被认同，有时候太让人扫兴。说咱们国家三年超英五年超美，这是多么令人心花怒放与热血沸腾；而说我们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建设一个小康社会，这有多么平淡。说立马要搞共产主义了，这是多么雄伟；说几代人搞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有多么扫兴……”令人惋惜的是，这种心态，这种作态，至今远远没有销声匿迹。比如说，所谓的“重庆模式”，无非是变相的“一夜实现共产主义”。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任何理论都不能脱离历史与现实，否则就会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即使是好的理论，也只能为行动提供些参考意见，本身代表不了实践。故萧乾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邓小平同志说的更为经典：“世界上的事情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多次吃过迷信理论的亏。中央苏区时期，由于过于看重理论，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导致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列理论词句的王明、博古等人占据领导地位，中共唯“共产国际 路线”是从，毛泽东屡受排挤和打击。要不是毛主席咬紧牙关在延安窑洞里奋斗多日写出《矛盾论》和《实践论》等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提出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中国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险。新中国成立后，照搬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遭受挫折。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多有知识精英向往西方世界，更有人力图用西方的“平等、自由、民主”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多亏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才没有听从“自由女神”的召唤，步苏联东欧的后尘，走上自我矮化和毁灭的道路。

　　今日官场上对理论的迷信主要表现在说空话上，其表现形式包括严重脱离群众和实际，纸上谈兵，照本宣科，热衷形式主义，作表面文章。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但在今日官场中，许多握有决策权和领导权的人，没有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没有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更多实际情况，在不同思想交锋交融中形成正确的判断，需要的时候不得不以废话、套话、空话支撑场面。

　　看来，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有必要重温巴金老先生的主张，“大家都说真话，国家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