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们依然有必要重温巴金老先生的主张，“大家都说真话，国家才有希望。”■李文  刘文宁/文 

　　中国传统文化中却也含有一些引导人“造假”的元素，如孔子身体力行的“春秋笔法”，其要旨就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兵家倡导兵不厌诈，《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普通百姓鼓吹“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如论不说真话风气的始作俑者，官场恐怕难辞其咎。

　　官场话语中，有真话，但也有不太真的话，包括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格式化的套话，场面上的应酬话，更有颠倒是非的假话和指鹿为马的谎话。

　　官场上官员不说真话，动机、心态各异，或出于对权力威慑的畏惧，或出于对名利的追逐，或出于对奇迹与理论的迷信。当然，三者之间存在很紧密的联系。

　　官场上不敢说真话，源于专制强权的制度

　　中国历史上敢说真话的知名人物，一个人是司马迁，因在朝堂上为李陵说了句真话，惹得武帝大怒，被处以宫刑。另一个是海瑞，因上书直陈时弊，惹恼嘉靖而被罢官。

　　不说真话，或者尽量少说真话，即使不得不说真话也要说得委婉动听，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那些为天下计、为众生计，刚正阿直的官员之所以不敢说真话，根本上源于专制强权的制度。

　　秦始皇灭六国，开始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从此，文化专制成为历代王朝的常态，不能容许“是什么，就说什么”。

　　“实事求是”与专制制度格格不入。殷海光指出，如果“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话，那么大家就看清楚了外面的世界，看清楚了自己所在的痛苦环境，看清楚了独裁极权者的真相。这样一来，独裁极权的魔术就耍不成了。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防止和杜绝实话实说，是专制独裁者生存的第一需要。

　　所谓逆耳忠言，多是君王或皇帝不喜欢听的真话，中国历史上昏君或暴君非常善于让那些讲真话、说实话的臣民不得好报，甚至不得善终。基于趋利避害的利益考量，官场中人或粉饰太平，无视“房间里的大象”；或避重就轻，得过且过，明哲保身。不说真话的风气愈演愈烈。

　　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中所说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可谓帝制时代的常态。明末陕西农民王二起事后，各州县民变蜂起，当时陕西巡抚胡廷宴最讨厌听到接连不断的民变报告，让兵士打各州县报信者的屁股，斥责他们夸大其词，说这些无非是没饭吃的饥民而已，抢掠到明年春天，他们自然会停止。这种处置方式看起来荒唐，但符合当时陕西地方官的利益最大化。他们没有信心也没有忠诚来替朝廷主动安抚或剿灭零星民变，而且太主动很可能卖力不讨好，被政敌抓住把柄。最保险的方式是粉饰太平，当“维持会长”维持到自己卸任，后任者是不是面临洪水滔天，则与他无关了。

　　民国初年，袁克定为了自己能做太子，不惜办一份只印一张的假《顺天时报》，蒙骗父亲袁世凯，让他相信复辟帝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新中国成立后，说假话成为一种不良社会风气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鼓励知识界说真话，勇于批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足之处。结果等大家遵照最高指示大胆说了，却被以所谓“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罪名而落得家破人亡。“反右”运动中，官方统计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从此“歌功颂德”、“奉承拍马”之风开始盛行，甚至进一步发展为“浮夸风”，造成了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重大社会事故。1959年反彭德怀以后，党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民主风气几近荡然无存，专制文化残余的影响越来越大，“伟大光荣正确”之类的空话，“战无不胜”之类的假话，“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类的吹捧，甚至“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之类的谬论横行一时。

　　经历“文革”“洗礼”，季羡林先生到耄耋之年，秉持“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被那个年代良善之人奉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在巴金看来，中国的特定政治环境下要做到“讲真话”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说，如果在不能讲真话的时候，可以保持不说假话。巴金晚年，五本《随想录》成为要求作家讲真话的标志，以及作家讲真话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