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伪存真

　　公共领域里的谎言必须被制止，让真话取得主导性地位。制止谎言、假话，最直接而有效的办法当然是立法禁止，让讲假话的人付出代价。同时，保护讲真话的人，使他们免于遭受打击报复的恐惧，谁实施打击报复谁就得付出代价。

　　这样的立法，既适用于商业领域，也适用于政府的某些方面。比如各国对政府统计活动进行立法，惩罚造假者，以保障统计数据的真实性。立法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总的原则是透明与真实；在刑法中设立禁止商业欺诈的条款，或者在其他立法中禁止虚假广告、虚假商品标签。

　　但法律是有局限性的，在很多公共领域，价值是多层次的，立法并非都能仅就真假的层次展开。比如在政治领域，诚信对于一名政治人物来说很重要，但讲真话也许是最低端的价值，甚至仅仅是其他价值的一种工具。政治要实现的，是公平正义，还包括效率、国家利益等，讲真话重要，但不值得优先立法。

　　波普尔说，在一个“开放社会”里，虽然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人人都有权评判政策。所谓“开放社会”，就是一个政治民主的国家。民主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人们不再趋炎附势，不必担心讲真话遭到打击报复，也就敢讲真话。没有一个国家立法要求政治人物时时处处讲真话，但在竞选机制下，一个政治人物如果说谎就极有可能马失前蹄，结果他真的开始自律了。

　　有人呼吁，要建立保护讲真话、防止打击报复讲真话者的制度。但这种制度是什么，是立法吗？立一个法在那儿，我们还是要寄希望于打击报复的人来执行，这就陷入一个悖论。民主与法治互为前提，如果存在禁止说谎的法律，也只有在一种政治民主的条件下，它才会得到认真执行。如果仅有禁止撒谎的法律，而没有政治民主的保障，法律就很可能被束之高阁。一个更加民主开放的社会，值得我们为之不懈努力。

　　讲真话的另一项最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是保障媒体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讲实话。民主需要媒体提供“信息”，民主政治需要无所不在的新闻监督。我们应当容许媒体报道事实、议论风生，形成一种多元竞争、生动活泼的媒体生态，显示我们在民主政治上的自信。反过来，多元竞争的新闻业提供“真话”，提供对政府的批评，不断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向前发展。

　　也正是在一种民主体制下，反说谎成为一种强大现实需求，一系列技术被开发出来。比如测谎仪，虽然其准确性尚存巨大争议，但迄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每年使用测谎仪已超过100万次，使用最多的依次是企业、犯罪调查和联邦政府，政府内部测谎的范围有持续扩大的趋势。技术的开发与运用，支撑了制度包含的“求真”原则，也是对制度的持续构建。

　　在中国，可以持续加大对官员说谎的惩罚力度。比如可以借鉴国外，将“作伪证”扩大适用于公务人员的某些言说情形，比如对接受司法、纪检监察调查时，或者在人大常委会接受质询时撒谎，实行司法追究，至少作为给予纪律处分的情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