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说假话

　　现在所谓“讲真话”，首先是针对公共领域而言的，要求官员讲真话、听真话。这是不是说，政治、权力及其相关制度是谎言的一个主要诱因呢？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在其《谎言》一书中指出，与一般道德观念相反，有些谎言是利他的，虽然这类谎言绝不像说谎者自称的那样多；受骗者未必都愿意被蒙在鼓里，但“受众”也不是有权说破每个谎言。也就是说，人类并非在每个事件上都需要真话，真话并非永远都是“正面”而“实用”的。

　　效用决定了有人说假话、不讲真话，而效用分为利己与利他两种，但也有时候利己与利他兼而有之。有的谎言无伤大雅，予人方便予己方便，就是利己与利他兼得。事情的复杂性，导致谎言向社会生活各领域泛滥，庸常的生活有谎言，政治、商业、文化、外交活动中有谎言，更不要说军事领域了。

　　保罗•埃克曼《谎言》一书的副标题叫“揭穿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骗局”，点出了说谎的“重灾区”，这完全符合一般人的社会经验。商业、政治、婚姻领域的谎言不仅多，而且一般是反道德的，很多时候还是违法的。

　　虽然面对着道德、法律的外部约束，商业、政治、婚姻领域的人们仍然大讲假话，这当然是由谎言在相关领域的效用诱发的。商业、政治、婚姻领域的谎言收益大，但成本也大。商人说假话、做假广告，可以财源滚滚，但作为违法行为，风险也是很大的。政治上说谎，可以赢得选票，或者保住官位，但一旦被识破，政治信用的流失也会很快，甚至因此丧失政治生命。虽然成本高，但很多局内人还是惯于讲假话、说谎，原因是收益更高。

　　效用是社会性的，比如在婚姻中撒谎，目的是为了保住婚姻；如果人们不在乎婚姻，也就犯不着撒谎了。但归根到底，说谎的根子还是在人性。就是利他的谎言，也根源于人性。谎言的所有社会意义，最后都服务于个体内在的需要。从这种意义上说，不讲真话在时间上没有古今之别，在空间上并无国别之分。

　　没有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政体能够消灭谎言，各种制度与政体都能为自己找到说谎的道义支持。比如“民主国家”将“非民主国家”视为敌人，甲党将乙党视为敌人，而欺骗敌人总是合理的，于是“民主国家”欺骗“非民主国家”，民主党欺骗共和党。据学者研究，美国和前苏联在政治中都充斥着谎言，包括对外和对内两类谎言，证明了说谎是一种不变的人性。

　　但制度仍然具有规范作用，相对而言，不受监督、高度集中的权力更容易扼杀自由思想与自由言说，通过“宣传”，使说谎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哈耶克说，宣传造成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在那里，政治正确主导一切，正确与错误的二分法凌驾于真假二分法。传媒本来是用来报道客观事实、供给真实信息的，现在却服务于权力的“一体化”理想，习惯于说假话。

　　哪些假话必须被制止

　　谎言与人性相始终，根深蒂固，但它与权力类似，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达到制约与规范的目的。相对于可能的硬约束，道德对权力与谎言两样东西都显得无能为力。

　　限制权力，理由是权力具有公共属性，我们不能任其所为。谎言具有“外部性”，影响了他人的判断与利益，不能想说就说。但谎言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两大类，人们在私人领域说谎、不讲真话，其社会影响较小，适宜道德自律与社会自治；在公共领域，谎言、不讲真话影响巨大，必须受到严格限制。

　　提起“讲真话”，人们很容易忘记它的特定语境，使它变成一般的道德诉求。在私人领域，人的道德处境可能足以克服说假话的冲动，因为喜欢说谎的人不受同事、熟人欢迎，甚至将婚姻关系推向危机边缘。而在公共领域，说谎收益巨大，“讲真话”如果是一种道德诉求，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空谈上。在这里，我们不能满足于倡导，而要制定游戏规则，并严格执行之。

　　一般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与权力有关、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而私人领域不仅指“私生活”，而且包括商业领域。由于商业领域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道德自律与自治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必须被纳入公共领域范畴。所以与谎言、真话关联的“公共领域”，应当是一个广义概念。此“公共领域”包括三个方面：政治与公共管理，传媒，商业。

　　虽然谎言可以挟人性“自重”，但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对谎言表示不快，限制、阻止公共领域的谎言。我们不喜欢不诚实的政治人物，虽然不是政治人物的每句谎言都不可原谅。政府发布统计数据和政策信息，必须真实无欺。假广告、假承诺可以为企业赚钱，但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对于这类谎言，我们不可寄希望于良心发现，更不能听之任之。

　　传媒，是社会的良心。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中，报纸、杂志是公众探讨问题、表达意见、监督政府的阵地，是“公共领域”本身。传媒必须讲真话，我们决不能允许报纸、电视、杂志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