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套体制运行一段时间后，都会形成盘根错节的人际网络，和根深蒂固的人脉系统，极大地壅塞人才的发现和升迁之路。加以小人阳奉阴违、玩弄权术，君子不谙世故、不事攀附，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易通过正常渠道被发现。正因如此，古人发明策论、举荐以及科举等办法，让那些没有关系和后台的人，可以因为真才实学而一举成名、平步青云，粉碎裙带关系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臣贤相、大才硕儒，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脱颖而出。然而，现代民主在东亚文化中导致“乡愿”大行其道，小团体主义、帮派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方主义公开化、合法化，裙带关系更加牢固。古人一再强调，才杰之士往往怀绝世之学而不肯屈就，抱天下之志而不轻出山，故须细心寻觅、反复查访；一旦发现，即施之以大礼，让之以尊位，从之如流水。然而现在有些领导，只喜欢下属听话，只希望别人服从，如何能发现贤才？

　　今天我们从大量贪官落马的现象中得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是不可能抵挡各种各样的诱惑、突破无比强大的关系网的。而许多官员的贪污、腐化行为本身，当然也反映出他们的精神世界何等低下；在他们心中，除了金钱和女色之外，再也找不到更有意义的生活了！这其实就是董仲舒所谓“太学不立”的问题，也被他称为养士之事。养士在儒学中被归结到“修身”之上，目标是要塑造一套有效的学术传统，承担起培养有坚定信仰的人才重任。我们需要思考，多年来我们的干部选拔机制是否存在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成分，导致一些并无真正信仰、徒善表面文章的人混入党内？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及干部培养机制，如何才能培养出有坚定信仰的人才？

　　上面笔者依据儒学、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今日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固然，这些不能代表腐败的全部原因，也不足以完全消除腐败。甚至可以说，风气又何尝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腐败引起的？风气与腐败之间确实存在恶性循环的相互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否认风气的独立性，何况风气败坏的原因远不限于腐败。我们必须正视，当前全社会的浮躁和功利之风，以及与此相应的人心的糜烂，正是腐败的巨大温床。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制度也可能无济于事。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荀子绝不是说不需要制度建设，它提醒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历史过去几千年的经验之一就是，只有从“人心朝向”这个突破口出发，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如果人心和风气的问题不解决，指望引进某个制度来创造奇迹，可能只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我们不能忽视，浮躁功利风气的发展，已经导致行业行为失序的巨大混乱。而行业风气的败坏，反过来导致社会不能自立，不能成为它所应成为的社会道德的变压器、社会风气的稳定器。

　　从义利之辨出发，今天还应该认真考虑如下紧迫问题：当代中国人究竟有无崇高的人格理想和人性境界？我们要不要追求一种文明、道德、健康的生活？我们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生活共同体？这类问题，也与当下普遍关注的信仰失落问题有关。笔者认为，当代中国人信仰的重建，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一定要在几种“主义”或“宗教”之中做出选择，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全面确立对于人性价值与尊严的信仰。所以信仰的内容并不难找到，难就难在如何实践之上。

　　“正人心而后正天下。”这是陈亮上宋孝宗皇帝所言。今天，“正人心”应该从全党、尤其是党的上层做起，引导全社会风气的彻底改变，最终找到反腐防腐的根本有效制度。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