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社会富起来。但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当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各行各业，包括学校、银行、媒体、地方政府等统统刮起了一股盈利创收之风，其中很多都是明显的违法乱纪。为什么许多政府部门或机关明目张胆地非法创收呢？原因很简单，现在社会上都以金钱作为价值标准，国家公务人员也是人、也有社会关系，他们受到来自社会大环境的压力太大了。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在中国社会，制度的力量终究不如风气的力量大。“义利关系”不明，可以说是今日中国“一切向钱看”风气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今天全社会空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主因之一。这个“利”，并不限于金钱和财富，还包括一系列功利性指标，体现在对政绩、对个人成就等的衡量上。而所谓“义”，尽管含义很多，但作为“利”的反面，应当以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旨归。因为社会的正义，终究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体身上来。然而，“义”并不必然与“利”对立，而是应当主导“利”的方向，使之有利于实现人性的价值和尊严。

　　改革开放以来，官商官倒的故事曾在民间广为流传。它们之所以引起民众的极大关注，正是由于人们在私生活中把官员当作了榜样。当权贵们与民争利时，下层人无权无势，他们发现用正常手段永远竞争不过权贵，只能采取非正常手段，那就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当财富分配不公时，就会有一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为保护富人而设，于是法律的尊严在他们的心中一落千丈，违法不再可耻，犯罪可以光荣。事实上，丧尽天良地坑害他人，也是他们发泄心中不满、报复整个社会的渠道之一。这就是董仲舒所谓“刑罚日繁而奸邪不可胜计”的原因。由此可见，与民争利和分配不公，会导致人们良知的湮没，造成社会道德的沦丧。

　　除了义利不明、均寡失衡外，另一个导致今日风气败坏的重要因素就是“文革”。“文革”留给今日中国的最大遗产之一是人心之乱。无数正直、善良的人遭受迫害这一事实，同时意味着大量虚伪、奸猾的人得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心取向起重大作用的文化中，正直、善良的人代表着大众的良心、社会的良知。打击人品正直、敢说真话的人，就是打压社会正气，导致人们良知的湮没和道德的堕落。相反，提拔人品正直、心术端正的人，就是伸张社会正气，从而唤醒人们的良知，激发人们的正义感，引导社会风气健康向上。古人所谓“贤能”，按汉人的说法应称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书•武帝本纪》）；因此“贤能”的标准不是听话，而包括敢说真话、敢于谏诤，孔子曰：“古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