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时要从“正人心”做起。“人心”问题就是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话，人心和社会风气则好比汪洋大海，深刻地决定、影响着制度的运作。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化在社会整合方面不适合于西方那种制度至上的形式主义；即使再优良的制度，也可能被“人心”和“世风”弄得千疮百孔、彻底失灵。从“人心”、“世风”的角度来分析腐败根源，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罕见，但在中国古代学者中屡见不鲜。

　　例如，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上给汉武帝的《贤良对策》中重点分析了为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榨起”。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政府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从根子上坏了，即所谓“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当风气已彻底败坏、当人心已极度糜烂，这个社会只能像“朽木粪墙”一样，愈治而愈乱。如果不从改变风气着手，盲目相信严刑峻法，那就和秦朝统治者一样，在不自觉中沦落为“废德任刑”的法家式治理，缘木求鱼、适得其反。因此，董氏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以“正人心”作为最重要的突破口，并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波及整个社会。他说：

　　为人君者，

　　正心以正进行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

　　远近莫敢不壹于正。

　　（《贤良对策一》）

　　那么如何才能“正人心”呢？董氏提出了四条：义利颠倒、均寡失衡、任人唯亲、太学不立等。其中义利问题涉及社会价值导向，均寡问题涉及财富分配不公，任人唯亲涉及官员选拔制度，太学不立主要指贤能培养制度。下面结合现实略加分析一下当今中国人心不正、社会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