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体制外的人来说，看到跑官要

　　官、买官卖官泛滥的现象，会感到非常愤怒，但是看到这些现象总是难以得到惩治，官员的利益和权力又带有强大的诱惑力，于是，由失望痛恨又催生出一种“畸形”的心理，虽然痛恨，但心向往之，如有机会，自己也会投身于这项令人厌恶又无法抗拒的潜规则游戏。于是，整个社会风气都形成了腐败的惯性，改之甚难。

　　遏制“求官”和“选官”的不正之风，必须标本兼治。“治标”是常态，必须完善选拔录用官员制度，堵塞不良“选官”现象的制度漏洞；“治本”是关键，要建设法治社会，限制官员权力，剥离其特殊利益，根除“跑官”、“要官”的动力。

　　“治标”是常态，

　　要规范选官制度

　　治理“跑官要官”现象，选官环节非常关键，目前对选官有决定作用和影响力的一般为组织部门和单位一把手。很多违法违纪的官员都是在担任组织部长或单位一把手期间，进行密集的卖官活动，如黑龙江省委原副书记、政协原主席韩桂芝，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等，因此约束和规范这两者的选拔权力非常重要。一名深圳大学研究生以十六大以来72名省部级落马官员为样本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省部级高官在政治领域的腐败重要表现是为他人职务升迁、人事录用和干预案件处理等提供便利，集中为买官卖官等行为。

　　对于组织部门和一把手在选人方面的制约，在中共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监督制度中都有相关规定，这些规定对规范用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有的部分执行起来还有难度。比如选拔任用和监督制度中的规定：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禁止突击提拔、带病提拔，发扬民主、避免一把手说了算，用人失察追究责任等，由于现实中难以约束做到有法必依，所以有时执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据新京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从2003年起就开始“为他人升迁提供便利”，一直到2011年底被立案，收受贿赂800多万元，此七年多时间里官路畅达。据若干年前的著名“官贩”黑龙江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本人讲，他在讨论干部的会议上根本不用说话，大家只要看他的脸色，就洞悉他真实的想法：如果他沉着脸，大家就会提出反对意见；如果他脸色平和，大家就会投赞成票。可见，如果迫于权力威压，民主选拔程序还是会沦为一场秀。这些不良行为利用制度漏洞还在继续产生，有些行为更为隐秘复杂，使整肃更有难度。如跑官买官这样的“硬”性“跑”官，较易界定，但属于要官的行为，诸如下级通过情感投资、曲意逢迎、拉帮结派等手法获得升迁的“柔”性“跑”官，就难以界定，更难以遏制。

　　从目前看，裨补制度和执行缺失的方法有了新的希望。那就是公开选拔程序，让群众监督充分发挥作用。互联网成为群众参政的便捷高效有力的工具。过去让群众监督，有时可以只做个样子，走走过场。如今，只要在互联网上公开选拔官员的程序，情况就会有所改观。如公示候选人的简历、政绩等情况，群众可以提出意见和质疑。网络反腐败的效率高、作用大，如重庆雷政富案，从“曝料”到被免职，63个小时就被“秒杀”，这在没有网络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从前即便有群众不满，检举揭发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很容易就被捂下去，或被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如今，网络反腐的巨大效应已经不容忽视，不可忽视。网上公开、群众参与，能有效防止官员的造假行为，如石家庄原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本是初中都未毕业的农村女青年，把年龄改小8岁，假身份、假年龄、假履历，一路假过来成为年轻有为的处级干部。像这样的情况如果政务公开、选拔公开，可能早就被群众“人肉”出来了。同时政绩考核时，官员的行政作为及与公权力相关的活动，都要让群众“说三道四”。这样，官员如有公款吃喝、收受贿赂、生活腐化、不明财产来源等，都会曝露于阳光之下。像“表哥”、“房叔”这样的候选人只怕根本过不了群众这一关，群众监督有时比组织部门监督来得更真实、更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