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民主质量，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官吏之所治，民生之所系，治吏于国于民意义重大。

　　吏治清正事关国运，

　　官员任用是重中之重

　　吏治清正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国运兴衰。作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政党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极为注重纯洁官员队伍。为了严格规范官员选拔制度，2002年中共中央制订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0年又建立了四项干部监督制度，这四项制度相互衔接配套，细化政策操作程序、坚持惩教结合，在公正选拔任用官员上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现任官员的基本面是好的，整体上素质比较高，是称职的。但是，目前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仍然存在，有时还比较严重。打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行为是反腐败的重中之重。近期以来，省部级的落马官员中，有相当部分涉及用人腐败。因此必须探索更为有效的方式，匡正用人之风。

　　官位的“买卖”和“跑要”，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私人之间的交易，官场变成了生意场，社会影响极坏。通过“跑要买”爬上去的人，很少有真才实干，很难想象他能以群众利益为重，多半是居其位不谋其政，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全部工作思路只有一条，就是“向上负责”，或者继续通过既有方式向上爬，花巨资买官，上任后疯狂卖官，变本加厉的贪腐。历朝历代，吏治“烂”了，政府的根基也就松动了。官位变成了生意，再不治吏，国家就危险了。

　　买官卖官，古已有之，《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汉灵帝刘宏当年以卖官之资填补国库，晋州望族崔烈以五百万钱购得司徒（相当于丞相）一职，从而享有三公之尊。有趣的是，成交后，卖方刘宏后悔了，他觉得便宜了崔烈，应该卖一千万才对。而崔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感觉自己的名声不太好听，于是他问儿子崔钧：我做了三公，天下人对我评价如何？崔钧道：论者嫌其铜臭。看来，那个时候买官的人还是为天下人所不齿，说明至少对于此类现象，当时社会评价体系还是公正的。怕就怕在这类买官、跑官、要官的现象愈演愈厉，却总也得不到纠正，由吏制内部扩散到外部，形成整个社会的腐败风气。

　　当一个地区的官员明码标价卖官，违法乱纪却一直带病提拔；买官一方为捞回买官本钱变本加厉地敛财，却平安无事；群众的利益持续受损，却得不到改观。长此以往，不但败坏官场的风气，也会带坏社会风气。例如，广东某市的一位公安局局长收受贿赂40多宗，大部分都是他拿辖内的职位“交换”所得，这些“卖出去”的职位上至处级、下到科级，“价位”从人民币30万元到2万元不等。遇有提拔机会，他便暗示给有升职意向者，索取买官贿赂。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基层干部纷纷选择买官。任人唯“钱”、任人唯“亲”，在这些腐败官员心中，早已没有信仰，没有原则和底线。

　　对于体制内人员来说，渴望升职是上进心的一种体现，靠努力工作而得到提拔是值得鼓励的好事。每个有事业心的人都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规划，会考虑到按照自己目前工作的勤勉度和业绩，应该获取怎样升迁和奖励，这是对自身前途的期许。但是，不断有人投机取巧走捷径获得提拔，自己安分守己地勤奋工作，既得不到认可，还被边缘化，必然会对体制失望。就好比自己守规矩地排队，别人老在前面夹塞，规则不起作用，潜规则大行其道，但是失望亦或愤怒又都没有用，只好改变自己，于是争先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