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能力障碍：本领层层矮化、本事代代弱化的能力不足，已成重大危险。在以和平发展、公正民主为主题的世界新格局中，苏共最高领导不是凭血缘关系继承大位的储君，而是由前一任最高领导相机指定的接班人；苏共的各级领导也难以体现民众的公意和授权，而是由等级高的向等级低的层层授职封权。于是，这种条件下的等级授职制，就出现了大面积的“两个必然”：一是必然大范围形成“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莫来”的局面；二是必然大规模造成各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物质主义和短期行为。

　　列宁是政治素质、领导能力、革命成就和群众声望最高的苏共领导人，其后继者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斯大林虽然无法与列宁比肩，但其执政能力、历史贡献和国内外影响力远超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等人；赫鲁晓夫的执政能力和建设成绩虽不及列宁和斯大林，但其后继者无人出其右；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则是苏共历史上老年治国、病夫主政、职务终身制的杰出代表，特别是勃列日涅夫稳定执政、平庸治国18年，痛失苏共改革权力结构的最佳良机，成为苏联走向停滞衰落的起点；戈尔巴乔夫虽是苏共当时所能选出的最优秀的领导人，但他缺乏拯救和振兴苏联的顶层智慧和能力。

　　四是终局障碍：最终无人也无法、无能替江山社稷负责。由于“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这一先天性“总病根”始终未能根治，由于“武大郎开店”层层任命、层层矮化的等级授职制这一后天性“总病症”始终未能根除，由于公权力与民权利之间授受、制衡和回归的良性互动关系始终未能形成，因而，提拔庸才、重用奴才、压制人才、排斥英才成为苏共执政几十年来不变的用人规则和导向，“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日益加剧。

　　从苏共执政领导人来看，大都“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代代矮化的执政集团无人也无能替天下负责，反而成为苏联亡党亡国的掘墓人。同样，庞大的党员干部队伍无力回天，也无才回天。自斯大林始，通过等级授职制，苏共培养和固化了克格勃集团、军工集团、第聂伯罗集团、秘书党等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出的决议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显然，群众既无选天下官吏之权，也无当家作主之利，必然不负天下危亡之责。在等级授职制下，广大民众既不能授予和委托权力，也无法回收和监督权力，对权力的运行状态、安全性能、事故指数当然不会关心。

　　因此，从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看，苏共的腐败与解散是必然的，苏联的溃败与解体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