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前的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就此为苏联划上句号。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苏共，在执政74年之后，竟然被时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一个仓惶作出的建议就解散了；曾宣称要埋葬帝国主义、并与美国分治世界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苏联，居然被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一个临时动议的电视讲话就解体了！

　　其实，32年前，长于制度分析、战略思考的邓小平为此做出了深刻的历史注解：“权力过分集中”、“个人过分集权”的“总病根”，既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而这“两个有关”，造成了苏共权力结构的严重弊端、苏联政权的严重不合理。由此，不仅导致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也导致了毛泽东晚年发生严重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不幸”。因此，集中体现权力结构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世界各社会主义执政党的经验教训。　　

　　始终坚持“权力过分集中”的“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是苏共先天不足之硬伤。

　　权力过分集中，监督不了；权力不分解，监督不了；权力不制衡，监督不了；权力监督制衡不试验，到头来还是监督不了。监督不了的权力，必然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绝对趋向腐败；腐败的权力，必然为人民所唾弃……

　　历史表明，“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有四大内生性硬伤：

　　其一，“权力过分集中”，结构成为“总病根”。“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只有简单的工作分工，没有机构的权力分工，高度集中一切权力，强力整合一切资源，势必造成邓小平所指出的“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一是在横向上，党与国家权力、党政军权力、党与司法机关权力、党与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权力都过分集中于“一元化”领导的党委那里，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二是在纵向上，基层、下级的权力往往过分集中于上级和中央领导机关，越是远离基层和第一线的上级和中央，却越管了很多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三是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各级各类“一把手”尤其是总书记拥有不受监督制衡的权力。

　　其二，权力加速集中于个人，“一把手”成为总症结。“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按照自身惯性和内在逻辑，呈现权力加速集中和极化的趋势，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产生形形色色的“拥有无限的权力”的“一把手”，进而产生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和独立王国。

　　斯大林之后的一代又一代苏共党人，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亦或戈尔巴乔夫，越到执政后期，权力越加速集中，甚至到了固化和极化的程度，且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人没亡政就息了外，都是职务终身制。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因本人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而未能职务终身，但他们一方面打着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改革斯大林极权体制，一方面同样搞“议行监合一”、搞党政军合一、搞等级授职制，加速权力集中，搞凌驾于所有机构和人之上的超级“一把手”体制。复制“苏联模式”的东欧国家亦如此。

　　其三，权力无法制衡，监督成为总困境。“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不仅不搞权力分工，而且不搞监督制衡，尤其缺乏异体监督制衡力。因而，权力的不断扩张，与权利的日益萎缩形成巨大反差！失去监督制衡的权力，犹如冲破笼栏之虎，打破了权力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平衡，权力的运行不能循环闭合，监督的断裂短路成为总困境。

　　自斯大林时代起，苏共不断虚化立法决策机关（苏维埃、党代会）的最高监督权，不断异化监察机关的专门监督权，不断矮化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权，不断弱化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不断剥夺广大民众的民主监督权，从而使苏共权力长期在一种畸形轨道中运行。

　　在大一统、一人治的“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中，虽然也配置了相应的监督机构，拥有监督制约的一定权力，但那不过是一种同体监督权，是隶属于执行机关执行权的派生权，是最终受制于“一把手”的附属权。再锋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

　　其四，权力绝对垄断，腐败成为总趋势。权威的高度与权力管辖的面积成正比，权力垄断的程度与权力腐败的速度成正比。“过分集中”且不受监督制衡的权力，必然成为绝对的垄断权力；绝对的垄断权力，必然绝对地腐败和溃败。

　　由此，从“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看，苏共的腐败与解散是必然的，苏联的溃败与解体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