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鹰：六中全会 执政党面对现实问题的一次总动员

        文|秦晓鹰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与今年大选对美国非同小可一样，明年将是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换届年。众所周知，在中国，执政党的改选与换届几乎就能决定整个中央政府系统最高领导层的变动与组成。因此，在北京召开的换届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就显得非常重要。据中国官媒报道，这次会议将会讨论通过两个涉及到中共所有党员的有极强约束力的文件。一个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另一个是党内监督条例。

　　建立健全反腐长效机制

　　有点遗憾的是，一向敏感的西方众多媒体似乎对这次中共高层会议并没有产生多少兴趣。即便有所关注，也把观察的焦点集中在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上。其实，这也难怪。因为据不少在北京多年的资深媒体人看来，中共在换届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往往会处于一种波澜不惊的状态。这种在戏剧性（甚至是激烈的）的交接班之前的平静，有点像决战前的平静或百米飞人大赛发令枪响起前的肃静。

　　历史的延续性，使人们理所当然对六中全会缺少足够的兴趣。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情绪很可能带来失算与误判。可以很肯定地说，中共召开的这次全会绝不会是一次可有可无的政治秀，它必会以其丰富的、有实质性内容而昭示于世。笔者所以做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两大依据。其一，是这次会议在讨论制定新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修订党内监督条例时，参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必然会对习近平决策集体四年来的工作业绩尤其是反腐败工作全面评价。中国的反腐败运动在从“打老虎拍苍蝇”逐渐进入了正式的起诉和审判阶段后，人们自然而然地要回顾审视它的发展过程，也更加关心反腐长效机制的健全与建设。

　　习近平在反腐败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就说过两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一句是“把腐败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一句是“要让领导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习近平的得力助手王岐山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很有运作策略的话，他在运动初始时说过：“要用重拳出击为建立反腐制度赢得时间。”很显然，经过疾风暴雨式的整饬党风，严惩腐败，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净化，公众对腐败一度猖獗的愤懑激烈心态，也逐步转为对反腐长效机制出台的期待。为此，尽快出台刚性的约束与严格的监督条例规定，岂非顺现成章？

　　笔者之所以认为中共六中全会必有实质内容，还有一个更为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共对自己的每个成员和每个组织在认识统一、令行禁止的要求上，已经到了十分急迫的程度。毋须讳言，这种急迫来自中国当前经济下行、低迷与社会矛盾日渐突显的巨大压力。这种经济下行走势的背后是中国在调整经济（产业产品及行业）结构、压缩过剩产能、保证国内外投资水准、维持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过程中，不但各项指标的实现勉为其难，甚至还出现了财政金融上的危险信号。而在规范健康的城镇化、实现大面积迅速脱贫、解决失业与隐形失业、治理环境污染、保证食品药品安全、解决社会治安特别是金融资讯诈骗高发等社会问题上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历史矛盾与新兴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渐近改革即先易后难型改革的难题积累，更是对中国社会治理和管理的行政体系的严峻考验。

　　面对现实问题做总动员

　　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总数接近9千万名党员的超大型政党，它的基层组织也达到了惊人的436万个！这些党员遍布城乡每一个角落、覆盖着各个行业各种职业，从每一条城镇街道到每个社区乡镇乃至行政村，从国家机构到国企民企以及凡有中国员工入职的外企，都有其存在。而且这近9千万的党员都是成年男女，他们在中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几乎接近10%！想想吧，若这样一支总数超过法国总人口、接近德国总人口的政治组织，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在精神上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责任感，都在自己的社会行为和职业操守中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和道德检验，中国政府出台的各类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还会得不到有力落实吗？

　　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在以党代政吗？笔者可以很准确地说，从中共组织的广泛性严密性来说，从它执政67年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来说，它完全具有一个准政府的管理、组织和社会整合能力。当中国的社会管理能力还存在许多疏漏并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挑战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要求它的党员和各级组织行动起来，协助政府力挽狂澜，努力去实现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划目标，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组织的力量远胜过个人。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六中全会及其要通过的刚性约束与监督的文件，其实质就是在党和国家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面前，对全党进行的一次郑重的总动员。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