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国强：仲裁后南海或更动荡 中国面临外交围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国强研究员。

　　大公网5月25日讯（记者葛冲）菲律宾单方面向海牙国际海洋法庭提出所谓“南海仲裁案”，预计将于6月公布结果。外界预料，所谓“仲裁庭”将作出“对马尼拉当局有利”的裁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国强研究员认为，仲裁裁决之后，美国等国家有可能利用中国不承认、不执行仲裁裁决为由，对中国发起新一轮外交攻势，南海局势可能因仲裁反而更加复杂和动荡，但不会动摇中国政府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近期，随着所谓“南海仲裁案”公布结果日近，菲、美、日、英等国开始下大力气鼓吹国际舆论，企图逼中国就范。但李国强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仲裁庭”的组建是建立在一系列错误基础上的。他说，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事项本质上是岛礁领土主权问题，而领土问题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的范围，而是习惯国际法调整的范围，“仲裁庭”不能对领土问题作出裁定，所以对于本案从一开始就理应不予受理。

　　菲违“约定必须遵守”国际法

　　李国强说，“中国从没有同意就有关争端接受强制争端解决程序，而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仲裁庭”理应充分尊重缔约国自行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

　　据介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涉及领土主权问题，对于海域划界问题，《公约》允许缔约国排除适用强制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中国已于2006年作出声明，明确将海域划界等问题排除适用强制程序。李国强称，“排除”声明构成《公约》争端解决程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公约》所有缔约国都具有法律效力。不接受、不参与仲裁，是《公约》赋予的权利。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其中第四条规定，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而菲律宾显然违背了“约定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李国强指出，中菲之间存在通过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的协议，双方的外交磋商并没有穷尽，菲在提交强制仲裁前，也没有尽到《公约》规定的“交换意见的义务”以及“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等强制性国际义务，“仲裁庭”理应充分尊重相关国家为和平解决争端所作的努力。但遗憾的是，海洋法庭作出了不公正的选择，而其组建的“仲裁庭”严重忽视了上述前提。这位权威专家指出，“仲裁庭”无论作出怎样的裁决，都将涉及领土主权争议和海域划界，因此“仲裁庭”属于明显的司法扩权滥权行为。既然前提错了，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是正确的。

　　仲裁后南海局势或更动荡

　　对于仲裁结果，中国政府已多次表明不承认、不执行的严正立场。李国强指出，仲裁之后南海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并不因裁决结果而得到彻底解决。他判断，仲裁裁决后，美国等国家有可能利用中国不承认、不执行仲裁裁决为由，对中国发起新一轮攻势，南海局势可能因仲裁反而更加复杂和动荡，如某些国家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南海进行军事活动，更多国家滥用仲裁程序而放弃外交努力等。

　　李国强强调，菲律宾强推国际仲裁，无助于中菲南海争议的解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历史和现实，不会动摇中国政府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有关争议以及与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政策和立场。

　　中国自古拥南海主权管辖权

　　中国的立场是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有主权、管辖权和海洋权益，这一主张基于大量充分确凿的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李国强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中国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了南海诸岛，中国政府最早并连续不断地对南海诸岛行使了主权和管辖权。他强调，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主张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为历代中国政府所长期坚持，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汉代已对南海开发经营

　　李国强介绍，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秦汉时期，中国人民已开始海洋的航行活动。最晚在汉代，中国人民首先发现了南海诸岛，最晚到东汉，中国人民就为南海中的岛礁（“涨海崎头”）命名，“涨海”是中国人民对南海最早的命名。从宋代到清代，中国人民把南海不同地区、不同群岛加以区别和命名，把南海诸岛称之为“石塘”、“长沙”，此类历史文献和地图有上百种之多。

　　在中国历史上，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主要体现在航线的开辟和渔业生产活动的实践。早在汉代，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形成了一条经过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通往东南亚的航线，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几乎只有中国的船只往来于这条航线。明清时代，中国沿海渔民前往南海诸岛进行捕捞和其他渔业生产的人数日益增多。渔民在从事渔业生产的同时，还在许多岛上种植树木、开垦荒地，南海诸岛部分岛礁上有遗存的房屋、庙宇、水井、椰子树等。

　　唐宋开始实施行政管辖

　　中国政府最晚从唐宋时期就对南海诸岛实施行政管辖，将南海诸岛列入广东省琼州府万州管辖之下。从宋代开始，中央政府设立巡海水师，实施守卫南海的任务。至明清两代，先后设立巡海备倭官和海南卫、崖州协水师营，负责南海海上巡视，不仅把南海诸岛纳入海防范围，而且实行了制度化的军事守卫。历代水师在巡海的同时，还负责周边国家到中原朝贡的护送以及海难救助等任务。

　　国民政府时期继续加强对南海诸岛的行政和军事管辖。1933年，法国非法占领南沙群岛九个岛礁，立即引起中国政府及各界民众的一致交涉和抗议，迫使法国殖民主义者不得不停止其侵占行为。1934年12月中国内政部下属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审定中国南海各岛礁岛名，1935年1月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布了南海诸岛各岛屿名称的中英文对照表。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这是民国政府公开出版的第一份具有官方性质的南海专项地图，图中详细绘出了南海诸岛，并将南海最南端标绘在北纬4°曾母滩。

　　抗日战争时期，南海诸岛被日本强占。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的有关规定，于1946年和1947年顺利接收西沙和南沙群岛，恢复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1948年2月中国内政部公布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并在图中完整写明了南海诸岛名称和11条断续线。

　　南海争端复杂 宜先合作发展

　　南海形势近年来急剧变化。李国强认为，其中表现出3个显着特征：一是南海问题趋于国际化和地区化。二是南海问题趋于司法化。三是南海问题趋于军事化。

　　李国强表示，南海问题包括四个方面，即南沙岛礁和领土争议、海洋划界问题、资源问题（主要是渔业资源和油气资源）；低敏感领域合作问题（包括海洋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灾害防治、救援和打击海盗等）。其中，南海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南沙部分岛屿的主权归属和南沙部分海域的划界；南海争议的实质是战略利益和战略资源。

　　李国强表示，南海问题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涉及国家最多、情况最为复杂的争端之一，南沙群岛问题成为影响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障碍。他判断，由于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缺乏政治互信，单方面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多种因素，使主权归属问题和海域划界问题的谈判难以进入实质性外交轨道，南海争议问题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域外国介入成解决问题障碍

　　他说，区域外国家的不断公开介入，甚至军事干预强度的增加，不仅为南海问题的解决设置了新的障碍，而且使地区和平稳定面临重大挑战。

　　李国强强调，美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国，南海问题不是也不应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同东盟国家有能力、有信心、也有意愿共同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面对南海局势出现的新变化，李国强认为，需要有关各方作出更大的努力。他说，南海既有冲突的危险，更有合作的可能与必要。在目前各方在争议问题上一时难以取得一致的条件下，不妨把合作和发展放在优先位置，通过合作与发展来累积互信，消除解决分歧的障碍。

　　寂寞二十载 授课政治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9日就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集体学习，授课专家是学术界大名鼎鼎的李国强。尽管近年声名鹊起，然而，外界看不到的是，李国强过去20年一直甘当专心研究冷门学科的“无名小卒”。“要甘坐冷板凳，甘吃冷猪肉。”正是着名学者、中国社科院老院长胡绳的勉励，让李国强在清苦的学术道路上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走到今天。

　　1988年郑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年仅25岁的李国强满怀梦想，来到社科院边疆中心从事研究工作。那时海洋领土问题研究是一个冷门专业，年轻的李国强被“赶鸭子上架”。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原因制约，相关学术成果并不容易发表，这些令年轻的李国强一度低落迷茫。

　　“胡绳老院长曾经对我说，有些研究是储备性研究，在当下看起来意义还没有那麽突出，但是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派上用场。要甘坐冷板凳，甘吃冷猪肉。”回首过去一路走来的艰辛，李国强说，是坚持不懈的韧劲、强烈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让他的学术研究能够持续下来。

　　“一方面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我确实有很强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非常希望知道中国为什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到底合理不合理。”带着心中的疑惑，李国强研究大量史料，并补充学习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许多学科，逐渐成为国内南海、东海问题研究的知名专家。

　　最近几年，随着南海和东海争端的突显，这一领域的研究成了热门。但李国强清醒地认识到，做学术研究要严谨不能随意，更不能以讹传讹，要不断夯实理论基础，要力争有所突破创新。他谦虚地说，“我不觉得我自己有多少成绩，我只是在这个领域比一些人研究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持之以恒很重要，学术需要坚持。”

　　李国强简历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民国政府与南沙群岛》、《南海地区共同开发初探》、《南中国海：历史与现状》、《南海诸岛行政区划沿革考》、《50年来台湾南海政策探析》、《关于南海问题的若干思考》、《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钓鱼岛主权若干问题辨析》、《从地名演变看中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历史》、《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政策调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