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群众路线运动让中共重塑底气

　　大公网10月7日讯 海外媒体《多维新闻网》7日发表题为《“群众路线”运动让中共重塑底气》的文章（作者：王雅）。文章认为，习近平上台执政，坚定地布置他的群众路线运动，力图让群众回到政治的主体中。在强力推行一年半后，中共的党风和官风悄然发生着深刻变化。

        以下是文章内容：

        可以说，中共依靠历次群众运动赢得了政权，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大多数民众都站在中共一边。而随着物质的高速增加，群众似乎一度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习近平上台执政，坚定地布置他的群众路线运动，力图让群众回到政治的主体中，刘云山则被选定为践行此项运动的操刀人。

　　在这场运动开始之初，不仅西方媒体抱着怀疑态度，在中国舆论场中，许多人也不看好，如有观点担忧其沦为“形式主义”，浮于表面，草草了事。或认为它仍然摆脱不了“运动”属性，如一阵风吹过，治标难治本。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中国政治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 2013年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就认为，中共领导人“尝试群众运动，可能会自找麻烦。”

　　令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强力推行一年半后，中共的党风和官风悄然发生着深刻变化。香港和台湾的商人，对大陆开始变得有些“陌生”，他们曾经习惯了十多年间与官员们觥筹交错、迎来送往的熟悉节奏忽然间消失了。一位香港商人曾向多维新闻感叹，以往自己每次赴京，都要张罗大小饭局，所宴宾客也多是“达官贵人”，但是现在，自己“已经根本请不到人了”。而中国的民众感受应比商人们更直接，围绕他们身边的各类“办事难”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变。一家西方媒体都认为，“中共的群众路线与整风运动给群众省了钱”。中国网民则将其称为中共历次“整风运动”中“最见效”的一次。

　　“自我开刀”式的运动

　　即便如此，刘云山似乎并不敢松口气，对群众路线的继续推行并不罢休。他近期曾声称，教育实践活动正处在关键阶段，越往后越需要持续用劲。这不难理解，刘云山相当清楚习近平对此项任务的迫切度和实现最终目的的路径。今年5月，习近平格外强调群众路线运动“制度化”。刘云山随即具体布置，誓言对官员违反制度零容忍，尤其提出群众运动防止短期效应，“确保活动不虚不空不偏、不走过场。做到真改、实改、彻底改，努力根除作风顽瘴痼疾”。更多的官员终于开始明白，至少在习近平任内，他们不能再幻想回到过去的日子。其实早在去年年底，刘云山就提出“用机制规范权力运作，以制度机制固化成果”，只是那时大部分官员并没有意识到“狼会真的来”。

　　当山西省的官场发生巨大震动时，习近平派出刘云山代表中共赴太原“坐镇”。当时外界猜测纷纷，解读其中政治含义，因为上一次政治局常委坐镇地方大员任免的案例还是发生在2010年的新疆，当时正是时任党校校长、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出席。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说，类似山西的事情，不会因打掉几只“老虎”就罢手，如此也难向民众交差，而是更需要党建与干部治理适时的跟进，更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中共治党，亟须借此走向“制度化”，这才是刘云山赶赴山西“训话”的主要原因。

　　海外观察者认为，刘云山扮演着“农药喷洒机”的角色，他需要大面积喷洒不同农药，从整体上消除中共党内的各种“病虫害”。加上王岐山的“打虎拍蝇”，刘云山与王岐山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在习近平的统领下形成了“治党铁三角”。在近两年的群众运动与反腐中，官方公开宣称有7万多党政官员受到不同处理。中国民众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们唯一担忧的是这种变化是否长久，能否真的形成制度化。而在分析家眼里，他们更关注透过群众路线运动是否能够实现这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刘云山所肩负的这项正是实现于此的核心路径。

　　如何治党，如何借助群众的力量实现“革命”的目的被中共誉为赖以生存的法宝，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一直是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老问题”。十八大过后，上任之初的习近平，怀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政治勇气，开始直面这个老问题，喊出“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之言，展示出要让中共八千万党员“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决心。刘云山在具体布置此项工作时也在告诫官员们“对人民群众要有敬畏之心”，“群众的意见就是我们的镜子”，他甚至还声称，中共要有“自己拿起手术刀”的自觉。改革是自觉的，割除藩篱和痼疾。

　　群众路线所展示的改革挑战不仅不轻松，更需抱着自我开刀、自我革命的勇气方能完成。刘云山在接手后每一次的讲话与推出的实施办法，背后都有习近平的影子。从颇感棘手，到效果显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刘云山和他执刀的群众路线走向了正常轨道，中共一种新的政治气象终于初现。

　　这种政治气象的改变，在中国官僚内部引起的震动不再是虚无缥缈，越是高层的官员对这场运动的切身感受越直接。与北京高官接触颇多的商人向多维新闻感叹，“现在即便请熟知的副部长级以上官员吃饭叙旧也是难上难”。据了解，由于党内整风与群众路线相互结合形成的多重氛围与压力，现在级别越高的官员，更倾向于在办公场所会见来访者，而不会选择在家中或会所性质的地方。这种转变的好处让高官夫人感受最深切。她们发现自己的丈夫不再整日晚上醉醺醺，或者夜不归宿。当然，他们跟子女在一起的时间也在增多。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民间就“酒风就是党风”传出过很多诙谐的桥段。亦有很多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商人之间，通过“酒桌的腐败”结成了所谓的小圈子政治与政商关系。这些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成的集团、派别，多为争夺权利、排斥异己，在中国政治史上被称为“朋党”。中国古代官场，士大夫结党是常事，发生朋党之争也是常事。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祐党案、明代的东林党案便是其荦荦大者。如今中国的官场，随着改革开放所产生的重大利益诉求，实际上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朋党，如周永康案件实际就是规模庞大的朋党窝案。大大小小的朋党，大都是在酒桌上逐步结盟，也是在酒桌上商讨、分割自己的利益，这就是“餐桌政治”。中共最高层实际上亦瞄准了“朋党”现象，无论是整风、群众路线还是反腐，彻底整治“朋党现象”是他们不方便公开的核心目的之一。

　　的确，这种醉生梦死的酒桌文化弊害之大对中共而言或许是致命的。但如今，最起码高官林立的北京发生了较为根本性的政治风向转变。就如负责官员监察的人士所讲，酒场少了，实际上是对干部的保护，不仅保护了他们的身体，也让他们与“灰色地带”绝缘，营党结私的机会就会减少，投入工作的时间就会更多。“酒场的变局不应只看给高档酒店与会所带来了冲击，更应该看到藉此给整个官僚风气带来的积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