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全球化4.0与中国改革锦标赛

　　中国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邵宇

　　从2014夏季达沃斯传来最新信息显示，全球经济形势判断依旧是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同时退出非常态货币政策的阴影又挥之不去。目前大家还对货币幻觉有着毒瘾般的依赖，无论是脱离全球化旧时代，还是进入稳定的新常态都需要时间和耐心，这一过渡过程必然伴随着大量的下行风险、权力真空和地缘冲击。

　　全球化的新阶段，不仅需要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格外努力，更需要二者同心协力建立新的循环结构以补充原来的G2或者准G2结构。同时，中国的镜像也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不仅要积极调整对外交往的利益模式和理念，也需要在中国内部全面扬弃传统的GDP锦标赛。正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表示靠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中国应该以可持续的常态增长全面回应全球化的4.0时代。

　　回顾过去三年的观察（笔者相关系列报告名字分别为2012升引擎、变逻辑、再布局；2013新常态、求改革、寻找隐形冠军；2014改革锦标赛），再结合对中国模式、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认识，笔者将中国宏观经济这十来年（2002-2014）的关键逻辑结构总结为以下几点：旧秩序、大危机、新常态、求改革、升引擎，这应该就是理解和预测中国宏观经济演进趋势的基本逻辑。

　　旧秩序

　　危机之前就是旧常态和旧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即全球化3.0模式。它由两个维度构成，第一个维度是在贸易方面，全球形成三元结构，分为资源型国家，消费类国家和生产国或者制造型国家。制造型国家也分三六九等，比较成功的例如德国、日本，他们在汽车、数控机床等精密制造上具有优势，比较难受则是中国以及东南亚等较为低端的制造经济体。由于中国的制造型经济体的定位，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因为中国是个夹心层，它必须要到资源国把原材料买回来，买得越多自然就会越来越贵，不光是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同时跟风炒作的投资者也会跟上，把价格炒得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好不容易赚了一点美元，又重新投资到产能建设中去，为了可以赚更多的美元，所以产能越来越过剩，产品生产得越多，就只能打折销售，自然非常便宜，这也是中国制造业陷入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夹心层就意味着利润肯定是越来越薄的，除非能够在产业价值链上快速跃迁。

　　第二个维度就是在货币方面，中国目前积累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都结售成为了人民币，这就是基础货币或者高能货币，高达27万亿人民币以上，而广义货币存量M2也接近120万亿人民币，而M2是由基础货币膨胀而来，而这就是现在看到高企的房价，以及人民币为什么会对内贬值的来源，它释放出人类历史上最高幅度的广义货币和购买力。

　　这个故事还有更加诡异的另一面，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中国确实创造了繁荣和泡沫，但它并没有凭空消失，它们去哪里了呢？去买了美国的国债。当美国国债买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它的收益就会越来越低，中国买了1.2万亿的美国国债，日本也买了1万亿，再加上中东石油国，还有其他有美元储备需求国家，都在大力买入美国国债，这必然在边际上导致美国长期国债收益越来越低，趋近于零，而这其实意味着大家齐心合力在为美国做量化宽松（QE），这就制造了美国房地产的泡沫狂欢。伯南克等有选择地把危机的源头归结于中国的过剩储蓄和外汇储备，罔顾了包括日本等制造国和石油美元等最早也是最大的贡献者角色。从在时间序列上看，在边际力度和速度上中国的贡献确实是其中的最大者,但中国疯狂积累外汇积累仅仅发生在2001年后。因而，货币面上最诡异的就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居然用第一大经济体发行的货币（债务），作为自己的货币发行基础。

　　中美都是上一轮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美国得到廉价资金，可以对中国进行外国直接投资(FDI)，买房子买车子，买中国制造的产品，买各种资源，实现美国梦，穷人都可以住豪宅；中国则得到滚滚而来的FDI和贸易盈余，然后去进行产能的再投资和发动城市化，进行和平原始积累。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的整体经济活动拼在一起看，结论就是完美，G2可谓是相濡以沫。这样一个循环（再带上资源国一起玩）就使得全球经济一同高速增长，所以同样一个美元在美国和中国（和其他的盈余积累国）创造了双重的泡沫，直到08年这个泡沫由于美联储加息而导致最终崩溃，这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真相，成功和失败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中国对全球化3.0既爱又恨，欲罢还不能。爱它，当然是因为它通过和平的方式至少部分地让中国完成了原始积累，中国的崛起代表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财富和权力最大规模的一次重新分配。恨它，因为这个国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例如环境污染，劳工剥削等，但其实和平环境下的原始积累根本别无选择。那只不过是在貌似平等的市场条件和苛刻的贸易条件下，进行现代版本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