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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原纪委书记:六大战役输五场 十年任职“不理想”

“我任上打了六大战役,都是持久战、拉锯战,少有歼灭战,甚至可以说是六战五败。因此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的岗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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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之 资料图

  “我经常陷入这样的深思:难道我们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就是为了以后来处分他们吗?”

  “现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决策和施政过程,就像在黑屋子里炮制祖传秘药一样。丸药拿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些啥。”

  “我任上打了六大战役,都是持久战、拉锯战,少有歼灭战,甚至可以说是六战五败。因此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的岗位的。”

  2014年7月29日凌晨2点,原中纪委委员、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因糖尿病、尿毒症医治无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离世,享年81岁。

  两个月前的5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刚刚在医院中见到这位已经与血液透析结伴数载的老人,其时在这位身高1米85、满头银发的老人看来,去医院不过是一周三次的“例行公事”。

  杨敏之出身富农家庭,背负着沉重的“原罪”加入革命工作,“文革”被批斗,80年代后期担任十年湖南省纪委书记,推行阳光行动,打响六大战役,六战五败,最终怀着“不理想”的心情退了下来。晚年杨敏之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通过大量的著述,来记载自己被人视作“大逆不道”的思考。

  在2007年出版的《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途》中,他曾这样写道:“有一天我入土了,‘我尽力了’这四个字就是我的墓志铭。”

  背负家庭出身“原罪”

  1933年4月,杨敏之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丰登坞镇杨家庄,原名杨果勤,上私塾时,一位秀才为他改名杨敏之。

  杨敏之的爷爷苦心经营一生,积攒下四百多亩土地,他的父亲四兄弟分家,各自分得百亩,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后改为富农。家庭出身在杨敏之长大后,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原罪感”。

  天资聪明的杨敏之从私塾、村小学堂、县属中心完小、省立中学一路读来,每次考试都是前一二名。直到1947年秋,他家所在地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作出决定,不准解放区学生到国统区读书,他才告别了学生生涯。这一年,解放区为了发展经济,各地成立了不少包括银行在内的经济组织,不满15岁的杨敏之经人介绍,到新成立的丰润县银行工作。

  1949年,为了接管江南广大地区,中共中央决定从被北方各根据地抽调约10万名干部随军南下。16岁的杨敏之加入冀东南下工作团。此前,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羞于谈论家事,不敢回家探视父母,甚至把父母划入了敌人营垒。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杨敏之说,“一走了之,完全丢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政治包袱,这就是我当时要求南下的真实原因。”

  报名之后,组织上安排被批准南下的人回家和亲人告别。别人都这么做了,唯独杨敏之没有回家,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怕人家说立场不坚定,只好不回去。他父亲悄悄进城劝他不要南下,但杨敏之一句也听不进。最终父亲黯然离去,临走时一边往他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一边不住地念叨他祖母曾说过的那句话:“勤头真是吃了迷魂汤了。”

  这种原罪感伴随了杨敏之数十年。1958年,他因病住在湖南南岳的一家医院。五十多岁的母亲从老家只身一人,从唐山辗转乘车到南岳来看他。杨敏之把母亲安顿在镇上一个小旅店里,让她住了两天就催促她回去。母亲只得怀着难以割舍的心情和失望,踏上回程路。杨敏之说,“这是多么残酷的场景啊!局外人是无法理解的,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事实。”

  直到1983年,他和妻子才第一次正式回家探视父母,母亲这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过时了,他的骨肉之情油然迸发。一见面,他就情不自禁地急步走到母亲面前,饱含热泪,伸出双臂,热烈地拥抱她,深情地喊着“妈妈”!

  杨敏之说,对于他母亲来说,“今天回想起来,历史对她是不公正的,我也跟着走进了这个历史的误区”。

  “运动不断,‘左’祸不止”

  杨敏之被编入冀东南下干部总队第4大队第8中队,准备接收湖南省永州地区的蓝山县。1949年7月,在河南新郑集结待命的杨敏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晚年的杨敏之曾经反思说,自己的入党在内心深处夹杂着一种归属感,即由“局外人”变成“自己人”,以摆脱“另类”的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己的入党动机并不是非常纯洁的。

  但杨敏之显然通过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当时湖南土匪横行的传言甚嚣尘上,不少“南下干部”做了逃兵,杨敏之坚持了下来,逐渐成为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文革”前,他先后担任衡阳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常委、秘书长。

  1966年“文革”开始后,担任衡阳市委秘书长的杨敏之在衡阳市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一个被揪了出来,第一个遭受“造反派”炮轰;第一个被监视、关押;第一个被进行大会批斗。

  在市委南院一间破旧不堪堆放文具的小房里,杨敏之度过了一年凄凉、孤独、寂寞无助的囚徒式生活。他的很多战友、领导,如胡云初、刘慎之、孙旭涛、刘逊夫、秦震、刘万全等,都在文革中先后自杀。

  被“打倒”之前,杨敏之也指导批斗过别人。沦为“阶下囚”后,他不止一次遇到过当年的批斗对象。双方“同为天涯沦落人”,杨敏之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数十年后,杨敏之说,“今天看来,这一点都不奇怪了,‘左’的思想指导下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魔圈’,运动不断,‘左’祸不止,以言定罪,以权代法。在这个‘魔圈’内,人们虽可以不断变换角色,但斗争双方最终难逃同样的结局。”

  • 责任编辑:韩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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